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年曾頗傷感地說：“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遂因魯國舊史作《春秋》。清人崔述對這段記錄極不滿，以為把孔子說成了一個“急於求名”的人，“殊失聖人之意”。日本人中井積德也說：“冀自見於後世而著作焉，是司馬遷以下伎倆，非孔子事，此文臆度失當。”崔述和中井眼裏的孔子，是不是就比司馬遷筆下的孔子更近真實，今日已無法評估。但“冀自見於後世”也是人之常情，似無損聖人英名。不過，司馬遷是不是把自己和自己時代的經驗投射到了孔子身上？倒還真是一個問題。
眾所周知，司馬遷和孔子一樣，也是一個“失敗”者。《史記》最末的《太史公自序》再次提到孔子修《春秋》，把它和文王被拘而演《周易》、屈原放逐而著《離騷》並舉，雲：“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又說《史記》既成，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日本人瀧川資言說，最末這句出自《春秋公羊傳》，“言夫子製《春秋》以俟後聖君子”。顯然，司馬遷寫《史記》，心中確有一個孔子在。
“藏之名山”一語也應注意。“名山”典出《穆天子傳》，指帝王藏策之府，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國家檔案館和圖書館。但亦不妨望文生義。唐人顏師古說：“藏於山者，備亡失也。”似乎便是從字麵理解的。早期不少道教經典，就號稱出自山中；今天流行的武俠小說，也常見在山洞裏找到武林秘籍的故事，可見這是中國文化中一個非常固定的情節類型。
可是，為何要把書“藏”起來？答案當然不是唯一的，但“述往思來”無疑是最醒目的一個。而要深刻理解這層意味，還是要回到孔子。從各種文獻中看，孔子晚年似乎很有些沮喪，時常有“吾道窮矣”的牢騷，還說過要“移民”之類的話（“欲居於九夷”、“乘桴浮於海”）。他一生汲汲惶惶，奔走列國，席不暇暖，卻處處碰壁，至多被當作社會賢達供養，人君敬而遠之；發此慨歎，也很正常。但他到底是樂觀的人，自稱“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即使悲觀，也不放棄希望。修《春秋》、傳“六藝”，都是不放棄希望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