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也許是“三代”以下最接近傳統讀書人理想的一個時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作為一個原則提出來，已是了不起，關鍵還不隻是說說，而成為政治實踐的一部分。這在餘英時先生《朱熹的曆史世界》裏有細致的反映。不過，餘先生的書中也揭示了這一時期士大夫政治生活中的另一個不盡理想的現象，那就是“黨爭”。“黨”這個詞在中國本不是什麽好字眼，孔子就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雖然黨爭之實，漢唐皆有，朋黨一名，卻是鬥爭雙方都避之唯恐不及的。
但這到了宋代，有了一個大變化。北宋歐陽修已經提出，有“君子之朋”，有“小人之朋”。前者以“道”合，“終始如一”，是“真朋”；後者以“利”合，利盡則散，是“偽朋”。小人之朋，為非作歹；君子成朋，不患其大，唯恐其小。這是在事實上認可了朋黨的存在，且把它從一個貶義詞變成一個中性詞了。到了南宋，朱熹更是明確提出，丞相當“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不但不該防止君子為“黨”，且當主動參與其“黨”，甚而將君主也結引入“黨”。
問題是“朋黨”的自覺意識一旦樹立，勢必啟動無休止的競爭，其結果是“君子”與“小人”的麵目往往就變得模糊不清。一方麵，誰都喜歡號稱“君子”，而視對方為“小人”，這兩個詞成為粘來粘去的標簽，幾乎不再具有實質性的區分意義；另一方麵，黨爭雖然有時起於見解歧異，形成後就變為以“人”分界，“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成了黨爭的“首要問題”。“小人”整起“君子”來固然心狠手辣，“君子”為了自保，或報複，也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言行舉止於不知不覺中“小人化”了。
北宋最大一次黨爭發生在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和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之間，雙方此起彼伏，戰過好幾個回合。哲宗初年，“舊黨”主政，新黨蔡確觸怒了高太後，被貶往嶺南。時嶺南僻遠，一般被認為有去無回之所。故此議一出，舊黨的範純仁立刻反對，謂“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結果不幸而言中。按通常的意見，舊黨多“君子”，新黨除了王安石等少數幾位外，以“小人”居多。但因“正義的火氣”太旺的緣故，像範純仁這樣能夠保持清明理智的“君子”並不多，以致雙方鬥爭越來越殘酷。另一位具有反省能力的舊黨中人程頤說：“新法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這是何等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