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微了解一點中國思想史的人，對“龍場之悟”都不會陌生。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陽明因抗議宦官劉瑾專政，被廷杖四十，貶往貴州龍場驛為驛丞。他在龍場“日夜端居澄默”，於正德三年某夜，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此成立“王學”，開辟出儒學的一個新局麵。這就是有名的“龍場之悟”。此事一向受到重視，但論者關注的焦點，大都集中在所謂“格物致知之旨”是什麽、與“致良知”是什麽關係等方麵，辨析精微，基本是就思想論思想。前些年，餘英時先生在《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一文中重提此事，卻躍出傳統思路，在這個似已無餘義可尋的課題上別開生麵。
餘先生首先重建了王陽明在頓悟之前的精神世界：經過廷杖這一奇恥大辱，又時刻籠罩在劉瑾威權陰影下，幾有性命之危，陽明“到底在思考哪些具體的問題”？作為一位極具原創力的思想家，他的思考自然一定不出那些大本大源的課題；但本源性問題並不存於思想的真空之中，思想家的運思也不會無視自己的切身體會。根據餘先生的看法，龍場之悟與陽明受廷杖的經曆息息相關，正是這一經驗啟發了他對進退出處的新見解。此前，他深受宋儒影響，以“得君行道”為理想；此時，他已深知自己所處是一“小人道長”的社會，君子實應退以保身，唯又不忍“決然舍去”，故隻能“委曲周旋，修敗補隙”，盡力匡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如不能忍耐，反使小人“大肆其惡”，是“將以救弊而反速之亂矣”。
餘先生並不隻從陽明個人遭遇的微觀場景中理解龍場之悟，同時還從更宏觀的角度觀照陽明思想，這就涉及宋明政治生態的差異。趙宋一朝對士大夫優禮有加，大臣即使得罪君上，也不過遭到流放或貶逐；而受懲處者，名望反可能因此更高。在這種空氣下，宋儒意態昂揚，發展了鮮明的“政治主體”意識，欲與君主“共治天下”。明代則自太祖始就以摧折士夫為“家法”：廷杖製度通過折磨士人的肉體，以達到羞辱其人格的目的，便是朱元璋的發明。朱明王朝對儒學隻有利用之意，並無敬畏之心，這特別可以從《孟子》一書遭到刪節的待遇中見出。處於這種惡劣境況，陽明體會到“得君行道”之不可能，這使他更多地將儒學理想從“內聖外王”轉移到“內聖”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