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人牛後，何若反躬以求
中國文章有“語錄”一體（此說實有語病，因“語錄”是口說的記錄，並非專門的創作，這裏不過姑且一說而已）。好的語錄，著墨不多，點到即止，而精深透辟；讀者若細心體會，受用無窮。葉龍教授整理出來的錢穆《講學劄記》，即屬此類。若我們把中國學問視作一座千峰萬壑的大山，勝境迭出，而雲深路險，則這本薄書就好比關鍵處豎立的一塊路標，提供遊人急需的指示。
此書是葉教授早年就讀香港新亞書院時所做的課堂筆記，內容廣泛，涉及思想、曆史、文學，涵蓋過去人所雲義理、考據、辭章，用今天時髦的話說就是跨學科。錢穆先生通而治之，並不偏廢。因他認為，中國學術傳統的精神在“通”，不以專家自限。然他對各種學科也並非平均用力，而是以義理為主，考據、辭章皆圍繞義理展開。書的開篇即提醒讀者：講義理不能離開考據——但接下來又說：要明白“學而時習之”的“學”字，須“讀通全本《論語》才能找到答案”；要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應“讀通《老子》五千言才能明白”，而這都是單純的考據無能為力者。這令我們想起今日有人熱衷用統計關鍵詞的辦法來治思想史，雖非毫無所見，到底也隻能聊備一格，終非康莊大道。同樣，不明辭章，也不能通達義理。錢穆注意到，“清人重考據，故能注釋古書，惟注不好《莊子》”，蓋因《莊子》“含有高度文學技巧”之故。這些都是見道之言。
在義理方麵，錢穆也反對暖暖姝姝拘守一先生之言：在儒學內部，他不滿於各種門戶之爭，反對道統一脈單傳之說；在儒學之外，他對諸家的精彩處也能擊節稱賞。事實上，儒學雖是錢氏學問的主幹，但他最關注的乃是中國文化的全部傳統。我們或可從一個看似無關的話題中看出這種關懷之深細。錢穆曾花很大力氣研究中國上古農業，提出中國最早的農作物是黍與稷，而非稻與麥。黍、稷都是耐旱的高地作物，主要在山上耕作，並不依靠水利工程。這初看隻是非常冷僻專業的話題，實際卻有深意存焉。我想，其針對的應是國際漢學界曾風靡一時的魏特夫學說。魏氏認為，中國上古時代因要修築大型水利工程，必須組織管理眾多人力，而導致“東方專製主義”的發生。但假如中國早期農業根本無須大型的水利設施，魏說豈非不攻自破？這是一個絕好的例子，表明錢先生是怎樣把大關懷和小考據連成一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