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學問怎樣成為做人的訓練
錢穆先生曾說：“做學問可訓練做人。”初聽不免令人困惑：“做學問”是少數人從事的職業，並非人人可為，更非人人必為，除了享受其研究成果，大多數人的生活與之毫無幹係。不過，若把我們把思路放開，錢先生此言也不難理解。這裏的關鍵在“訓練”二字：治學的道理、方法，許多根本就來自日常生活，二者容有深淺之別，卻是一脈貫通。從平常情境中悟出的道理，舉一反三，對於做學問不無啟示；反過來，我們在平日也常常需要麵對許多曖昧未明的情勢，評判是否準確，有時甚或涉及身家，而專業性學術訓練的一個核心工作就是學習如何審慎而精確地做出判斷。
這個話題涉及千頭萬緒，一篇小文章無法詳細展開，此處順手引用德國知識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書中舉的一個例子，略作說明。這個例子當然不夠通俗，不過，對於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說，似乎特別具有啟發性。
曼海姆在此書中把“烏托邦”定義為一種“超越現實”而具有破壞力的思想取向，其“一旦轉化為行動”，就會“部分地或整個地破壞當時處於優勢地位的事物的秩序”。他特別強調，“烏托邦”具有兩個屬性——超越性和破壞性，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並非每一種超越了現實秩序的思想都是烏托邦，“隻要它們‘有機地’、和諧地融入具有那個時期特點的世界觀中（即不提出革命的可能性），它們就是適合那個時期的思想”。
同時，曼海姆也指出了烏托邦概念的兩種濫用。一是把一切與現實不符的思想都稱為“烏托邦”，貶之為永遠無法實現的幻想。這常常是既得利益者的做法。他們選擇了“讚同占主導地位的現行社會秩序的立場”，因而也自覺不自覺地采取了一個寬泛的烏托邦定義。曼海姆承認，“在超越情境的思想中，肯定有一些是原則上無法實現的”，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所有的理想都是空想：它們中有些是“絕對無法實現”的，有些則隻是“相對無法實現”，我們不能“把隻有在特定秩序中才無法實現的東西看成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實現”。曼海姆舉出的另一個極端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把現行秩序看作“一個根本沒有區別的整體”，忽視了“不同國家的特有形式之間的質的差別”，也“使人們注意不到任何曆史和製度領域的演變傾向”。對他們來說，唯一有意義的就是破壞，“隻有在烏托邦中和革命中才有真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