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提倡個性解放，崇尚批判精神。批判的對象，則主要是“人”，而不是“我”。年輕學子受此影響，以為打倒了別人，就樹立了自己。徐複觀曾說，他抗戰時初見熊十力，請問應讀何書。熊先生推薦了王夫之的《讀通鑒論》。不久再見，熊問他讀王著有何心得？徐複觀侃侃而談，將王氏指摘了一番，心中正在得意，不料卻被熊先生大罵一通：任何書皆有好的地方和壞的地方；讀書是要先看出它的好處，再批評它的壞處。你為何不先看它的好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千百部，又能得到什麽益處！徐複觀說，這番痛罵令他“起死回生”。
這則逸事我是大學時讀到的，深受觸動——因我自己當時就是一個讀書專挑人家不足的人。後來教書，更遇到不少有同樣習慣的學生。我常常講起此事，希望對他們有所觸動。20年的學術生活使我感到，批評人總比較容易。一本書、一篇文章，總有主題和篇幅的限製，不會麵麵俱到。對此論題稍有涉獵，通常都能隨意舉出幾點作者沒有涉及的事實、視角、觀點。這些批評可能都和論題有關，但其實又往往並不相幹。比如，思想史的著作，十九皆可被責備為隻關注精英、忽視了民眾。這當然不錯，可我們並不能因此斷言：凡不研究民眾的思想史就不是好的思想史。這實際是批評家先給作者指派一個角色，再指責作者沒有完成特定的任務。其實，正確的讀書方法應是，先弄明白作者自設的目標是什麽，若此目標成立，再評估作者完成得如何。讀者必須深入書中，批評才會紮實得力；否則，混圇廓落，高則高矣，於人於己，實皆無益。
前邊說“今人”如何如何，似乎這是一種現代病。其實此風由來已久，隻是於今猶盛而已。清初葉燮在《原詩》一書中，談到有一種喜以細故繩人的“俗儒”，專好拾小遺大，璧中尋瑕，欲“炫其長，以鳴於世”。為此，葉燮列舉了杜甫詩中許多瑕疵，結論是：此等地方，毫不損及杜甫的偉大。反之，若有人焉，“其詩能一一無是累，而通體庸俗淺薄，無一善，亦安用有此詩哉？”所以，讀書“貴得古人大意，片言隻字稍有不合，無害也”。若一定要尋弊索瑕，則古往今來，恐怕唯孔子一人“可免”而已（進入20世紀，則此言說起來也不大能夠一錘定音了）。在葉燮看來，這種批評風氣的最大流弊是，很容易“使從事風雅者，惟謹守老生常談為不刊之律，但求免於過斯足矣”。但我們寫詩，卻不是因為要“免過”，而是要表達我們的創造衝動。一味攻瑕索疵卻極大束縛了人的創造力，本末倒置，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