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不得是哪位說的了：中國古書是豎排，讀起來好像不斷點頭說“是，是”；洋人的書是橫排，讀起來好像不斷搖頭說“no，no”。話很俏皮，目的是提倡“懷疑”精神。這種態度在20世紀以來的學者中很常見。陳垣先生講史源學，就揭出兩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其實兩句並作一句，隻是一個“疑”字。不過，他們也並非一味提倡懷疑。胡適曾言：“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治學與為人是兩個不同領域，當有不同規則。然而有時這兩個領域也很難做出清晰的切分：學術問題的解決會從生活中獲得啟示，學者在治學中養成的習慣也常常不自覺地體現在處世風格中。更重要的是，對於很多不求甚解的人來說，記住“懷疑精神”幾個字，似乎永遠比謹慎區分可疑與不疑的情形要容易得多。因此，胡適的提示也每每被人忘掉。
懷疑精神當然不錯，但其一旦被濫用，也很容易淪落為一種“陰謀論”式的認知態度：一遇異見，便傾向於從“壞”的角度解讀，似乎那裏一定包藏了禍心。這一習慣在清末讀書人中已經出現。1910年，學部要求全國開設簡易識字學塾，普及1600—3200個常用漢字。與此同時，一批民間人士則主張推行漢語的拚音文字。他們中有些人反對簡易識字政策，其理由是：學部“令民記此數千字”，實際是想使人民“半明半昧，庶能恪遵法令，不欲其多有知識也”。
其實，學部未必想得這麽“深”。學會一兩千常用漢字，總比目不識丁更“有知識”，且三千多字，足以應付日常生活；而其時拚音文字流通範圍甚窄，實難說用途廣泛。問題是，批評者雖不能舉出有效證據，卻將此作為不證自明的立論前提，大概是認定了凡朝廷，總是要“愚民”的，故遇事皆從此角度著眼，所見便很容易“證實”所疑。這種思維方式今日似乎更為流行，針對的範圍也進一步擴大，從官府到民間，幾乎無處不有“陰謀”，套一句熟語，可以說是“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然而，這種態度一旦成為處世常規，本來還隻是想象中的“陰謀”世界便也會立刻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