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年初，馬克斯·韋伯發表了兩次演說，後來集結成書，流傳很廣，僅中文譯本就有幾種。目前在大陸較常見的是馮克利先生的譯作，總題是《學術與政治》，兩篇演說的標題分別譯為《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這個“業”字，德文原是“Beruf”，乃諸家曆來爭訟的焦點，中文或譯作“誌業”，或譯作“天職”。馮先生之所以這樣翻，是看重這個字在中文裏的宗教色彩，令人想起佛家所說的“業報”。且不談哪種翻譯更準確，有一點是肯定的：大家都想把韋伯演說中那種宗教性的神聖感傳達出來。我個人比較欣賞林毓生先生的譯法：“作為安身立命的職業。”這是因為，在韋伯看來，學術和政治都是一種“職業”，需要“專業化”的態度；但選擇這種職業本身，又自具一種神聖意味——“安身立命”四個字，把超越性和世俗性彌合無間，取徑與之極為相似。
標題雖飽含玄機，但韋伯原文的主要篇幅卻都是用來論述“職業”這層含義的，看起來有些文題不接。類似的“脫節”也出現在他對從事學術或政治必備條件的論述中：首先就是“熱情”（“**”），但又強調，“無論它達到多麽真誠和深邃的程度，在任何地方都逼不出一項成果來”，還是理性最為重要。任何事業皆需兼顧多項也許看來正好相反的素質，而每一素質所起的作用並不相同，韋伯的論述倒也合理。但實際上，在方法論中被強調的核心因素未必真會成為論述重心。一篇文章的側重點，主要取決於作者心中的針對性。
這就把我們的思路引向這兩篇演說時的曆史環境。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德國戰敗，社會價值崩潰，民眾心態同時陷入兩個相悖現象：一方是“西方的沒落”一類悲觀主義思潮的彌漫，另一方是一群年輕人中日益流行的“自由德意誌青年運動”，推崇威權主義，要求對領袖的服從。韋伯的演講就是應這一右翼運動團體的邀請而做。他強調學術的目的是“通過專業化學科的操作，服務於有關自我和事實間關係的知識思想”，保持人的清明頭腦，就在針砭這股權威主義的潮流。在論政治的演說中，他更是直言，戰爭結束，一個“既通人情又態度節製的人”所應做的，是直麵現實，和敵人探討一下那些“已開始產生影響的客觀利益”，而不是先去追究誰是“罪魁禍首”；這需要“客觀精神和風度”——否則，隻能“讓雙方都失去尊嚴”，並“為來日種下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