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眼前的世界如何活潑生動，它也勢必淪為往昔，沉入曆史的暮色。可它們並未消逝，隻是靜候現實的召喚，一旦有一束光投射過去，就立刻鮮明起來。那些被認為意義重大的事件，更是從來都如影隨形，陪伴在人們身邊。而往昔與現實的交織，既可能是正麵的，也可能是負麵的。在後一情形下，它帶給我們的更多是災難：對既往的認知因現實的爭論而四分五裂，眼前的對抗也因雙方從同一段曆史中各取所需而難解難分。
在托尼·朱特看來，20世紀法國的曆史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悲劇腳本。《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一書記載了他對此悲劇的思索，但他沒有正麵描述這個悲劇，而把主要篇幅放到了三個反潮流的思想家身上。這三人的事業、經曆、觀點都不相同，甚且彼此抵牾：本想做一個文人的布魯姆成為社會黨領袖，甚至登上總理席位；加繆以存在主義作家的身份廣為人知，卻和薩特等人反目成仇；雷蒙·阿隆作為保守主義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生前備受詆毀。作為法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異數，他們一同展示了，一個被對立兩極觀念撕裂的社會，如何難以察覺真正的曆史轉機。
全書分為四章，除了“導論”外，餘下三章各論一人。不過，讀竟全書，我的注意力更多被“導論”吸引了。作者在這一章診斷的20世紀三大“法國病”，最使我感慨不已：“政治上的左右兩派爭個沒完沒了；維希政權及其對民族道德境況的惡劣影響延續了數十年之久；政治製度的持續不穩重現了19世紀的情形。”其中，左右之爭乃是關鍵所在，其他兩個更像它的並發症。對一個當代中國讀者來說，這些現象可謂如在身邊，仿佛一扇大門，隨手推開，就能直入書中描繪的意境。事實上，如我這樣對法國史了解甚少的讀者，把人家事看作自家事，以己度人，心生戚戚，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