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者特別留意史事發生的特定時間與環境，因表麵看來“驚人相似”的事件在不同情境下，意義也截然有異，一不小心，便很容易張冠李戴。不過，人性雖然複雜，變化範圍卻總有一定限度，故相異的情形並不能阻止彼此的溝通。就此而言，英國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的論文集《扭曲的人性之材》值得一看。它主要討論“烏托邦”和文化多樣性兩個觀念在近代歐洲的流變，對當下的中國人卻別具啟示。
烏托邦是歐洲文化傳統中一個核心主題，曆來為思想史家關注。伯林指出了它所由成立的三個認識論假定：一、“對所有真正的命題來說，隻能有一個正確的答案，其他所有答案都是錯的。”二、“找出這些正確答案的方法一定存在。”三、“所有正確的答案必定是毫無例外地彼此相容。”這些假設又和一種“靜止”的人性論有關，它意味著：“人性在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無論何時何地；並且遵循不受人控製的永恒法則。”伯林認為，這個看法忽視了人“作為一個主體”，具有創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的能力。自然和傳統當然都可以對人施加“限製”，但人“麵對矛盾對立、互不相容的目標”，仍有一種“自由選擇的能力”。
伯林指出，從文藝複興時代開始，一種對人性的新看法出現了。人們發現，不同社會，“無論是生活觀念和行為方式，還是規則和原則，都有著不可調和的差異性。”18世紀之後，赫爾德等人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趨向。與烏托邦所設想的人性最終的同一性不同，他們感興趣的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差異性和不可通約性——這就是“文化多元論”。他們承認，不同的生活觀和價值觀，不可能被圓融地整合到一個巨大的和諧結構中。這個世界是由許多在本質上相互矛盾、別具“個性”的文化構成的共同體。我們必須“進入”另一種文化中，才能“理解”他們的希望和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