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以為何偉亞是個漢學家。幾年前，他來四川大學講學，一開口，大家都笑了：這個“漢學家”不會說漢語！其實他漢語不好，並不是什麽秘密。唯他也未必以“漢學家”自居：他雖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更感興趣的是西人在中國的作為，如《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討論的就是19世紀英人如何通過各種顯性和隱形的（廣義）“暴力”手段“教化”中國的過程。
何偉亞把英國對華戰略放在其對全球權勢格局的思索中加以解讀。簡單地說，就是要在兩個意圖間尋找平衡：既“試圖讓清政府更加合作更加順從”，也“希望清王朝能夠變得更為強大，使自己有足夠的能力維護其領土主權”。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人的意圖仍是“改變中國人對世界以及中國在世界中地位的觀念”。在戰後的外交磋商中，他們一方麵表明自己“並無‘惡意’”，以緩和雙方關係；另一方麵盡力展示自身“良好的品行”，以“減少”清朝對外人的“偏見”。
一般認為，帝國主義者在利益驅使下，“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何偉亞這裏所雲不免令人疑竇叢生：希望中國“更加強大”，這群侵略者豈非太過純良？不過，若由此訝異而進入對不同文化認知體係的探討，或可深化我們對雙方行為方式的理解：對英國人來說，自由貿易是一項神聖權利，不可侵犯；國與國的平等關係也是不證自明的外交前提。清政府麵對通商與建立外交關係的請求，卻推三阻四，令英人顏麵受損，必須通過一場“神聖的報複”加以恢複。但對中國人來說，是否答應做生意，權在我手，豈能使強？一群人不顧數萬裏風波險惡，騎著炮彈而來，還自稱滿懷善意，誰能信服？顯然，不同的文化預設和特定的曆史經驗造成雙方在認知上的巨大差異，至少是釀成悲劇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