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教訓》收錄了英國思想家卡爾·波普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幾篇訪談錄和演講稿。其時，東歐、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紛紛解體，穩定了近半個世紀的國際政壇風雷變幻，波濤洶湧。早在1945年，波普爾就寫出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這樣一部激烈批判極權主義的著作，此刻，坐在人生的暮色中，目睹眼前的一切，他會想些什麽？
波普爾以自由主義思想家聞名於世，但他並不從來便是一個自由主義者。17歲，他就參加了共產黨的活動。幾個月後，又與他們漸行漸遠。根據波普爾的回憶，這首先還不是出於思想方麵的原因，而來自實際的交往經驗：他的那些左派朋友變得太快，“隻要莫斯科來一通電報，他們的態度就可以有180度的轉變，前一天才說過的話，到第二天可以整個倒過來，對人的態度也是這樣”。在他參加的一次示威活動中，六個年輕的群眾被警方槍殺，這促使他直接放棄了共產主義——不是因為畏懼，而是良心的自責，因為他發現，是那些領袖故意把情勢說得很壞，才促使群眾情緒激奮，湧上街頭，“這是革命、大革命必備的要素之一”，卻使波普爾因此陷入歉疚。他認為，一個人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但即使是“政黨領袖也沒有權力叫別人犧牲，叫別人冒生命危險”（曆史學家托尼·朱特在他臨終前的對話錄《思慮20世紀》裏，也回憶了他那位社會主義者父親講到英國共產黨人的類似德性）。
這種反思促使波普爾從一個激進立場中退出來，他後來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裏對“全盤性”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的批判和對“零敲碎打式”解決方案的提倡，顯然都和這段短暫而令他刻骨銘心的經曆分不開。這同時也促成了他對“曆史決定論”的批判。波普爾所謂的“曆史決定論”是這樣一種主張：這些論證“認為曆史是一條有源頭的河流，他們可以弄清楚它會流到哪裏去，也認為他們有足夠的智慧可以預測未來”。問題是，我們怎樣才知道曆史的流向呢？這就不得不引出“曆史規律”這個概念。隻有掌握了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這一切才成為可能。但曆史規律是否存在，又如何為我們所知？至少目前仍是眾說紛紜。不過，波普爾最感興趣的卻不是知識的辯論，他反對曆史決定論，首先是因它“在道德上不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