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口述自傳》是部名著，使其出名的與其說是“胡說”，不如說是“唐（德剛）注”，借題發揮，不拘一格，很有點“筆記”味道。比如，胡書開篇先講家鄉，唐注便是一大套：
胡先生畢竟是科舉時代出生的……所以他頭腦裏仍然裝滿了“科舉時代”的許多舊觀念。在那個“太後垂簾”的宗法社會裏，由於“籍貫”對一個士子的“出身”有極重要的影響，所以“讀書人”一碰頭便要敘鄉裏、攀宗親、談祖籍，盡管有些“祖籍”，他們連做夢也沒有去過。這是我國幾千年來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途中的一種社會心理上的後遺症。這個傳統在一個流動性極大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裏，是很難保留下去的。
胡適那一輩新派讀書人身上確實都有不少“農業社會”的觀念，而重要的是，這些觀念又正是他們有意要顛覆的。早在清末，“廢省界”以至“廢縣界”的意見就在趨新之士中流行起來。按胡適自己的說法，他所在的“中國公學”之得名，就是因為此校係由“各省公共決議的，無所謂省界”。這一取向成為彼時不少讀書人的自覺意識。胡適的好友任鴻雋就曾說：“吾中國人自命為中國人足矣，於此中複自畫為某省某縣人，有何意義？”
清末的“廢省界”觀念受到民族主義思想的深切影響，其基本思路是，“某省某縣”這種分散性的地方小認同，不利於“中國”大認同的形成，因此，為了“合群”以凝聚“國民”力量，就必須廢棄各種地方意識。無獨有偶，錢穆與馮友蘭也曾發生過一次爭論。錢穆提出：“吾儕今日當勉做一中國人。”馮友蘭則說：“今日當做一世界人，何拘拘於中國人為？”錢穆反駁道：“欲為世界人，仍當先做一中國人，否則成為日本人、美國人均可。奈今日恨尚無一無國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