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遇到一位貧困地區的幹部，抱怨當地山民“不開化”——他們家徒四壁，卻不愛勞動，也不出去打工，每日隻是坐在山頭的破草屋旁邊喝酒、曬太陽。政府最初發給他們一些扶貧補助金，轉眼都被拿去買了酒喝；後來改變方式，在山下給他們蓋了房子，每人分了一塊田，但沒過一個月，山民又紛紛跑回山上，仍是每日坐在破草屋旁喝酒、曬太陽。說起此事，這位幹部直呼這些山民為“扶不起的阿鬥”，而又無可奈何，唯有搖頭而已。
我絕不懷疑政府扶貧的真誠和力度，然而，被幫扶的對象毫不為所動，確是匪夷所思。不過，換一個角度看，這種“公仆”代“主人”謀發展的思維亦不無越位的嫌疑。畢竟，一個人選擇過什麽樣的生活，最有決定權的還是當事人自己。在不違法、不幹擾他人生活的情況下，旁人隻能提出建議，絕沒有越俎代庖的權利。
當然，我猜當地官員對這套說辭恐怕並不服氣，因為他們這樣做意在促進當地的發展，而所謂“發展”也者，又有一套標準化模式，其長遠目標大約是學習上海、香港乃至紐約、東京等大都會，最切近的表現則是每年上報的GDP數據。而這其實也不僅是當地領導獨有的想法，目前整個中國社會都生活在這種“發展”氛圍中。但很少有人進一步思考的是，發展的目的究竟何在？
記得20多年前曾聽過一個放羊小孩的故事。記者在西北地區遇到一位牧童，問他長大了想做什麽。小孩回答：結婚。結了婚幹啥？生小孩。生了小孩做啥？放羊！當時的中國剛剛開始發展，很少人預想到20年後是一幅什麽樣的景觀。這個周而複始的放羊故事被許多媒體轉載，主流輿論猛批中國人不思進取，提的問題很尖銳：如果放羊的目的還是為了放羊，這樣的人生有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