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耳聞姚大力老師之名，主要因他是一位蒙元史專家；後來得到一些請益機會，知道他對整個中國民族史都有獨到而富於同情心的見解；最近獲讀其學術隨筆集《讀史的智慧》，發現其學域之寬廣遠超我的想象。在某種程度上，他就像自己筆下的草原民族，過著遊牧般的學術生活：早期的漢字書寫、宋金元的道教生活、歐洲近代的殖民擴張、19世紀西方列強權力格局的演化，皆在其閱讀思考範圍內（當然不須說，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他則是深耕細作，成就斐然，有目共睹）。更使我意外的是，姚先生曾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下過一番切實功夫。這直接地體現為書中幾篇評述密爾《論自由》、茨威格《異端的權利》和徐複觀政論的文章，間接地，則是全書許多篇章背後所彌漫的一種立場，不動聲色，偶露激昂。
這立場的核心觀念，我們可以在他對拉鐵摩爾的一段評論裏找到：“拉鐵摩爾確實具有某些與針對他的所有這些臧否相關聯的性格特征，那應當就是他對於邊緣人群的天生同情心，和過於簡單、因而也是他特別容易受蒙騙的理想主義眼光。”因此，“當年在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與遭遇其侵辱的中國之間，他站在中國一邊。在清朝、民國政府與飽受不平等待遇的中國各少數民族之間，他站在少數民族一邊。在蒙古僧俗上層和被他們欺壓的蒙古大眾之間，他站在普通平民一邊”。一句話，在強權與弱者之中，拉鐵摩爾永遠選擇站在弱者一邊。
這是典型的“仁者見仁”，因為它就是姚老師自己的立場。身為一位專業史家，他在不同場合，反複呼籲反省和批判“大漢族主義曆史觀”、充分理解少數民族的“情感、意願與主張”的重要性。或許會有人以為這話隻是一句“政治正確”的口頭禪，缺乏理論原創性。但這是不相幹的。若把它看作一句口號，確是“卑之無甚高論”，但並不減弱它在實踐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想想看，有多少漢人學者和幹部不假思索地以少數民族代言人自居，卻從未曾想過，自己應該哪怕隻是粗淺地學習一點少數民族的語言——語言是一個民族夢想和經驗的家園，其中浸透的世界觀不能輕易地為另一種語言所通約。如果連這個基本原則都被忽略，任何高調都會失去起碼的道德音準。因此，僅僅這一事實就告訴我們，“大漢族主義”仍是許多人思維的潛在起點。如何“更多地引入少數民族自己的各種敘事和聲音”，沿著其自身的意義與邏輯脈絡去理解其言行舉動，仍是一項艱巨的學術和社會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