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造炸彈到建學界
1914年6月，以辛亥革命“稽勳生”身份在美國留學的任鴻雋發表了《建立學界論》。文章提出，中國人裏擁有國外大學學位或前清功名的並不少，可是，“能對一特殊問題，就一專門科學，發一論，建一議，令人奉為圭臬”者，還全無一人。就此而言，可以說中國還沒有“學界”。西方各國則不然，“於其繁賾深遠不可測度之社會中，常見有一群人焉，汶然潛伏群眾之中，或乃蟄居鬥室，與書冊圖器伍。舍其本業於同儕外，未嚐與世相競逐也”。但是，一旦“天下有大故，或疑難非常吊詭之事出”，這些隱士一樣的人物，就會依其深造所得，“為之辨其理之所由始，究其效之所終極”，做出種種發明、建議，解決民生，啟瀹社會，輔益政府，有功世道不淺。
任鴻雋據此認為，國運與學界相表裏，“欲覘人國之強弱者，先觀之於學界可知”。凡“學術修明”諸國如英、法、美、德等，皆能“傑然特出，雄飛於大地之上”；沒有學界的國家，“其行事不豫定，其為猷不遠大，唐突呼號，茫昧以求前進，其不陷於坎阱者幾希！”因此，欲救中國，就應從建立學界開始。可是這裏有一重吊詭：學人之所以有用於世，端賴其平日離群索居，“委心專誌”，不急於用世；否則，必然“以學術為梯榮致顯之具”，一旦達到目的，便“棄若敝屣，絕然不複反顧”，難以深入鑽研，終歸於世無補。故“建立學界之元素，在少數為學而學、樂以終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數為利而學，以學為市之華士”。
用過去讀書人常常使用的“進退”、“出處”四字來說，任鴻雋筆下的理想學人顯然更偏於“退”和“處”，而不在“進”和“出”。但這和他本人在辛亥前的作為頗不同。那時他還是個留日學生，同時也是個狂熱的革命黨人，情緒昂揚而激烈，“思想行事，一切為革命二字所支配”：買軍火，學劍術，就連選讀應用化學專業都是為了要搞暗殺、造炸彈。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的消息傳來，隻讀到本科二年級的任鴻雋馬上“拋棄了學校，拋棄了幾年來積存下來的書物，手中提了一個小小的衣箱，離開新橋車站，回向革命戰爭正在澎湃進行中的祖國來”。心情的急迫，躍然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