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中國人似乎都沒有閱讀的習慣，這常使我感到困惑。我多次在國內的很多公共場合——長途汽車上、候機樓裏，看到一些老外，背著大大的旅行包，在嘈雜的人聲裏捧著一本書，讀得很投入。細看那些書的封麵，也不是什麽經典，大概還是流行小說之類（但也有讀狄更斯的），未必算作“高雅”，可問題是，要在周圍的中國人裏找到一個讀書或者看報的（市民小報也算），還真有點不容易。我想，來華旅遊的外國人未必個個都是向學之士，卻處處看到這種景象，對比之下，令我們中國人羞愧。
按理說，中國傳統本來是很尊重文字和書本的。《淮南子》裏說，“倉頡作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動靜很大。許慎說，文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不是簡單的記錄工具，而是載道之器。在民間，自明清以後，惜字會一類組織廣泛建立，雖與科舉這一功利性目的相關，其理論依據和經典所述仍是相通的。同樣，讀書這一行為也具有極重要的象征意義。前人言：“人生憂患識字始。”讀書人一旦建立了“士”的認同，就要超出小我，擔當起“澄清天下”的使命。
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文字在那些不識字的人們中間的影響力也超出了近代不少學者的想象。1907年，來中國遊曆的俄國學生阿列克謝耶夫注意到：“在這裏，人們不能忍受哪一個空餘的地方沒有貼上對聯。”這些對聯雖然“並非出自貧困家庭居民、店鋪的主人或者大字不識一個的船夫之手，但他們對其表達的意思都很清楚。重要的是這些經典語錄受到了這些文盲或半文盲們的喜愛。中國的文化積澱在這裏表現得尤其明顯”。
不過，晚清以來很多讀書人認為中國人識字率太低，導致知識無法普及，成為近代貧弱的一個主因。他們經常提到的一個對比是，日本的下女、車夫都能看書讀報，所以國家才強。然而，隨著教育普及的目標日漸完成，中國人的識字率空前提升，讀書看報在技術上絕對不是一個問題了，閱讀卻仍是稀見的行為（此隻是就“閱讀”這一行為而言，尚不涉及“誌於道”的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