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講性善，今人多不以為然。一個流傳甚廣的觀點是，中國文化主“性善”，故行“人治”；西方文化主“性惡”，傾向製約權力，行“法治”。這真是口吐真言。姑不論“人治”、“法治”一類話頭具體何謂，但“性善論”占據思想主流，已在宋元以後，而立論者心中的“人治”恐怕至少可以上溯秦漢。鑿枘不合，卻流傳眾口，成為不證自明的“公理”，固是不思之過，但國人反思傳統的“誠懇”也就可見一斑。不過，今日反對性善論者，大多恐怕未必想得這般遠，實際應更多來自日常生活的體會——若連饅頭、牛奶的質量都不可信，性善論豈不太過奢華？
近年來，隨著一些史實陸續披露，有些素被尊重的老人家當年曾做過的錯事也昭布於世，很使人震驚。這使我想起剛上大學那會兒，在圖書館翻閱一本史學論著索引，發現眾多素受敬仰的先生當年都曾響應號召，相互投擲過標槍匕首，確是“震驚”了一下，偶像紛紛倒地。後來研習曆史既久，知道每個人都有其特殊的生活境遇和空間，有時不能“壁立千仞”，可能是自甘淪落，但也可能是身不由己，可恥，可恨，可悲，亦複可憐；後人任意低昂，有時也許不過在潛意識裏滿足自己的道德優越感，做不得數。明白了這一點，也便能漸行恕道。
法國史家馬克·布洛赫曾引用過一句阿拉伯諺語：“與其說一個人像他的父親，不如說更酷肖他的時代。”從這個角度看，我們要理解任何一個具體的個人，無論其是否順應了“時代潮流”，都必須從他所處的具體環境入手，方能得其仿佛。這當然不是提倡把一切過錯都諉之於“時代”，號稱自己同樣是受害者，就可一了百了；無論如何，身處同樣情形，不同人做了不同選擇，便都須承受自己行為的後果，良知的考量避無可避，無人能夠替代。不過，後人論事，則總須出以“了解之同情”，從人、世互動的角度著眼，不必先把誰“想壞了”。王陽明曾說，你把盜賊喊盜賊，“他還忸怩”。可知人總有羞惡之心，而那就是一點善根。所以關鍵的問題不在於判明誰是“壞人”，而是該好好想想，到底是什麽原因，使其心中一點善根無法生長，反而走向反麵。若說有些人乃是天性本惡，在把問題簡單化的同時，隻會使思想變得懶惰，根本於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