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楊聯陞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討論到中國文化裏“報”的觀念。楊先生認為，這個觀念是構成中國社會關係的重要基礎，代表了對人和人之間行為“交互性”的肯定。文章篇幅不長，卻覆蓋了此一觀念中一些最重要的麵相，及其對中國社會的製度性影響。我這裏特別關注楊先生提到的“道德分殊主義”：就性質而言，“報”的原則應適用於所有關係，故而是“普遍主義”的；但實際則主要是在已經建立“個別關係”的兩個主體之間發生，因而導致“原來意圖應用於普遍態度上的製度變得分殊化”。比如，“即使為辦理公務，如果能恰好使某一個人得到利益，這個人也得以一份受恩惠的感激之情對待那個造成如此結果的人”。
“報”的觀念為何會走向分殊主義？楊先生認為，這和秦以後的政治社會結構有關：在帝製係統和家族係統內，“分殊主義都成為最重要的原則，交互報償的原則受到修改”，“名分”被置於“實際”之上——“君主或父母僅憑其地位即有特權接受其臣民或子女的尊敬與服侍”，而“子女或臣民永遠是該責備的，不論父母或君主如何對待他們”。這和早期儒家的態度不同。孔子提倡“以直報怨”，孟子則讚同“用反對、背棄，甚至叛變的手段”來對待暴君，同時“也允許子女在他父母犯了大錯時，可以出言反對其父母，理由是如果子女對父母的殘暴毫無反應，會更增二者的距離與疏遠”。
這似乎給人一個印象：在分殊主義下，還報關係是單向的。這豈非和“報”的“交互性”相矛盾？最近聽到劉永華教授的一個報告，對此有了新的理解。永華兄認為，中國皇權製度的一個重要支撐點是“恩”的觀念。君主被視為民生和社會秩序的提供者和保護者，臣民據此有報答君恩的義務。這樣說來，施與報仍是一種交互因果關係。這很好地解釋了“報”何以從原則上的普遍主義變為實踐上的分殊主義，不過，就政治領域而言，“恩”仍非根基性觀念，蓋君主對臣民的恩澤之所以成立，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某種“產權”意識：天下歸誰所有？人們常提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出自《詩經·北山》，意味著人一旦生在這塊土地上就有了報答君上的義務：食毛踐土，感恩戴德，難免“天王聖明，臣罪當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