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資料檢討
——“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數冊》的幾點觀察
一、前言
乾隆五年（1740）十二月，戶部奉旨諭令各省督撫，每年十一月按照保甲門牌，除去流寓人等及蕃苗處所，將該省戶數與穀數一並造報。[1]從此直到清末，各省督撫每年年終必須分別繕寫黃冊，匯報全省民數與穀數；戶部再匯整各省的資料，造具民數穀數清冊，呈上禦覽。[2]戶部造送的匯題各直省的清冊內容比較簡單。以戶口數為例，清冊隻舉出全國人口的總數與各省的人口數，以及分別與上年比較的差數。這些數字一直是清代官方人口數字的主要依據。這些清冊目前多藏於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數量頗豐。與戶部匯題的清冊相較，各省年終奏報的民數冊的內容則比較詳盡。它是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個項目，分別列出各府州縣與全省的戶數、男丁數、婦口數及男女總數。“舊管”項下的數字是上一年的丁口數與戶數，“實在”項下是本年的丁口數與戶數，至於“新收”與“開除”兩項，則分別是移入與移出的丁口數與戶數，以及新生與死亡的丁口數目。通過這四個項目的十二個數字[3]，學者可以很清楚地掌握每個行政單位戶口數的內涵與變化，而且也可以相互檢視數字的正確性。同時，如能掌握一係列這類民數冊的數據，學者可以精確地分析一地人口現象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變化。很遺憾，這一類的民數冊目前並不多見。
數年前，美國學者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有機會獲得了一批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收藏的《四川通省民數冊》，他對其中九本做了詳盡的分析。[4]這九本民數冊最早的繕造年代是道光二年（1822），最晚的年份則是光緒十三年（1887）。[5]施堅雅指出，姑且不論這些數字的正確性及其所代表的意涵，僅就民數冊中前後年份數字增減變化的一致性，就足以論定：道光二年（1882）以後民數冊上的數字並不是實際調查得來的，而是地方胥吏造假的結果。[6]但他又指出，胥吏的作偽不是憑空捏造，而是有所本的。據他推測，這些數字是在某一年的實際數據上，加上一定數目得來的。隨後他檢驗道光二年（1822）的人口數字，並用逆推法推算出嘉慶元年（1796）至道光元年（1821）的各項數字。在檢視這些年份的數字後，他認定，地方胥吏是以嘉慶十七年（1812）前後的民數冊作為造假的藍本。[7]同時，鑒於《四川通誌》（嘉慶年刊）中未標明年份的丁口數字，與他以道光二年（1822）的數據為基礎向前逆推十年的數字非常接近，施堅雅因而斷定，《四川通誌》上的戶口數字應是嘉慶十七年（1812）年初的數字，即當年民數冊上的“舊管”部分，也就是嘉慶十六年（1811）十月間奏報的戶口數字。[8]這些數字不是偽造的，而是嘉慶皇帝（1760—1820）不斷諭令各地保甲加強戶口查報作業的結果。最後施堅雅還根據他的種種假設進一步推論：乾隆朝官方的人口數字普遍偏低。他主要的論點是：如以康熙十二年（1673）的人口數為基準，再以隨機約數（contingent constraints）來推估乾隆朝的人口，即使以保守的一百萬人來估算[9]，其所估得的數目也將遠超過官方所列的數字。[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