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現況
一、前言
“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目前所藏明清檔案是民國十八年（1929）由藏書家李盛鐸（1859—1934）手中購入的原內閣大庫流出檔案的一部分。這批當年險成還魂紙的檔案在史語所一待就是七十個年頭。這七十年來史語所的變化不可謂不大，首先所址由廣州、北平、長沙、昆明、李莊、南京而至楊梅，最後落腳南港，而內閣大庫檔案的收藏也從八千麻袋變成了一百個木箱。值此史語所成立七十周年之際，感謝《新史學》提供篇幅，得以簡要介紹這批檔案的整理現況。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學者利用這批數據，使得這批當年與史語所努力建立新學術關係密切的檔案能繼續對學界有所貢獻。
內閣在清初為國家庶政重心，雍正以後，其權力雖然為軍機處所分，但仍為承宣製誥典冊之府，而中央與地方官員在密奏承旨之後，國家政事仍須循正式公文管道具題，由內閣發交各部院執行。內閣大庫就是它庋藏書籍、詔敕、題奏表章等檔案的場所，這批內閣大庫檔案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而也由於這批檔案的出現，使得原本深埋清宮中的檔案得以公諸世人，無怪乎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王國維（1877—1927）將這批檔案與殷墟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千佛洞卷軸、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並稱為五大新發現。[1]
內閣大庫檔案的故事喚起人們對檔案史料的重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固然毋庸置疑，然對於史語所這個剛創立的史學研究機構而言，內閣大庫檔案的購入與整理其實有另一層意義。民國十八年（1929）八月間史語所從李盛鐸手中購入大庫檔案，這距史語所正式於廣州成立剛好一年。[2]傅斯年（1896—1950）先生創立史語所的目的，即在結合一群與他有相近史學觀點的學者從事“集眾式的研究”，共同來實踐他的新史學。[3]傅先生本人及他從各地找來的新學者如陳寅恪（1890—1969）、李濟（1896—1979）等人對於新史料都極為重視。陳寅恪在給傅先生的信中就說：“蓋曆史語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為最要。”[4]在他們眼中，檔案就是第一等之原料。因此當藏書家李盛鐸有意出讓檔案時，傅先生很快就在民國十七年（1928）九月間去信蔡元培（1868—1940）先生，請他設法以大學院的名義買下，送給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並責成史語所負責整理。他在信中還透露，“滿鐵”公司曾“將此件訂好買約”，後來因為馬衡（1881—1955）的阻止而未能成事。同時，由於當時的燕京大學也有意購買，他強調：“此事如任其失落，實文化學術之大損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擱筆。且亦國家甚不榮譽之事也。”[5]同年十二月間通過馬衡的介紹，史語所開始與李氏洽談購買檔案之事，民國十八年（1929）三月議定以二萬元成交。[6]這批原本奏準焚毀的檔案幾經轉手，最後歸史語所收藏，無疑為史語所前輩所倡導的發掘新材料，利用新方法，研究曆史的新史學提供了一個實踐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