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政治運作的一個剖麵
一、前言
鹹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1861-08-02）辰時，也正是太平天國的武裝力量活躍於江浙一帶的時候，數千金錢會會眾大舉擁入浙江溫州府瑞安縣十七都林垟地方團董陳安瀾家中，傾屋劫財，焚書毀物；隨後並焚掠附近民居三十餘所，包括附生謝作申、監生謝錦爵等人住處，而陳氏戚族所受的禍害最為嚴重。[1]這次事件於是揭開了金錢會在平陽、瑞安、泰順（浙江）和福鼎（福建）等地起義的序幕。在後來的六個月期間，金錢會會眾不僅攻入了以廣西學政在籍辦理團練的孫鏘鳴（1817—1900）所建的“安義堡”，而且一度攻陷福鼎縣城，兩度進攻溫州府城，而後還包圍瑞安縣城一個多月。最後，在閩浙總督水陸兩麵的夾擊下，金錢會寡不敵眾，會首趙啟遠走他鄉。整個事件很快在同治元年（1862）年初暫告落幕。[2]
金錢會活動的時間雖然短暫，不過，它在清代會黨的研究上卻獨具意義。我們對會黨的研究一向仰賴官方的檔案資料，如此一來自然限製了我們觀察的角度。金錢會事件由於涉及不少平陽、瑞安等地的士紳，因而除了當時地方官的相關奏折外[3]，還留下了一些比較詳細的私家記載。大陸學者聶崇岐將這些個人的記錄整理編輯，以《金錢會資料》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58年出版。1957年與1979年出版的《近代史資料》還分別刊載了在平陽錢倉（曾名前倉）及北港一帶收集到的民歌。[4]這些民間資料恰好可以彌補過去依賴官方檔案所帶來的缺憾，使我們對於會黨在地方上的活動可以有比較清楚的認識。本文主要是通過這些私家記錄，探討清代會黨在地方政治運作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尤其著重在會黨與地方士紳、地方士紳與官府，以及士紳與士紳之間的互動關係上。[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