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上的推論可以成立，則我們可以說，雖然金錢會事件表麵上看起來似乎是因陳安瀾與牙戶的衝突而起，但其實是兩股地方勢力相抗衡的結果。金錢會代表了部分平陽與瑞安的士紳的利益，而這些士紳在平常可能就因為某種原因與以孫鏘鳴為首的部分瑞安士紳處於對立的局麵[86]；這項對立究竟是因為什麽因素而起的，目前不清楚[87]。不過，從現有的資料看來，孫氏集團的財力似乎較雄厚。平陽士紳由於受限於財力、人力的不足，不得不以拉攏金錢會作為與孫氏相抗衡的手段。然而他們對於趙啟等人的行為也沒有控製的力量，一旦趙啟不聽使喚，他們也無力阻止，除了安撫以外，也僅能出麵為趙啟求和。翟維本、黃維誥等地方官在平日應該就已經注意到這兩派之間的不和，為求地方的和諧，隻要雙方不起衝突，他們也樂得清閑，不加幹涉。因而，這些地方官在事件發生之初就一直認定是二會之爭，不願涉入其中，而對問題始終采取回避的態度。因此，我們看到地方官員對孫氏訴請對抗金錢會的表麵冷漠與暗中阻撓。我們甚至可以見到當瑞安居民向溫州府知府黃維誥哭訴，要求發令進剿時，他還“怒其瀆，力辯趙啟等為義團，並斥瑞民強悍”[88]。無獨有偶，當有人告知分巡道誌勳，說趙啟一幫人要打進溫州城時，他仍不願相信這是事實，最後落得在睡夢中為喊殺聲所驚起，赤足倉皇翻牆逃出道署。[89]如果不是後來趙啟攻陷了平陽縣城與溫州府城，對這些地方官員而言，金錢會事件僅是“事止搶劫村莊，非聚眾謀逆可比”[90]。
六、官與紳仇
然而，對孫鏘鳴等人而言，趙啟等人的行為正是不折不扣的聚眾謀逆；他們指出，“豈不聞自古謀逆者皆始於劫掠”。因而他們從金錢會成立之初就想極力說服道府縣令，不可收金錢會為團練。他們深信如果在金錢會初起之時出擊，可一擊而散。即使後來發展成號稱數千人的聲勢，那也隻是“數十無賴，假長發賊聲勢，誘脅鄉愚耳”。官兵如果真有心解決事情，隻要“發壯兵一二百，持火器往”，會賊即會“作鳥獸散”，根本無須勞動團練。因此，他們認為事情會演變到最後他們家園被毀，親人被殺，甚而大動幹戈的地步，完全是地方官員的昏懦所致；而這些昏官事後卻仍然位居要津，“日事飲博，酣歌取樂”。麵對這種情勢，孫鏘鳴自然痛心疾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