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傳統中國專製體製下的君臣關係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君臣關係落實到政治運作層麵就是皇權與官僚集團間的互動關係。一般人認為，傳統中國的專製政治在清代發展到了高峰。不過，檔案數據顯示，在清代皇權固然是一切權力、政策拍板的源頭，但官僚集團麵對皇權之時也不是處於全然被動的態勢，因為前者意誌的實踐仍要仰賴後者的執行，二者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相依相存的。另外，雖然同屬官僚集團，但中央與地方官員由於所處位置的不同往往處於相互競爭的地位。因此君臣關係其實是一個彼此不斷交涉的過程。本文主要利用雍正十二年（1734）的官缺更定為例，呈現這樣一個君臣之間的交涉過程，以說明即使在皇權高漲的清代，地方督撫如何運用策略，在不違背既定政策的情勢下達到更改官缺，掌控地方人事權的目的。
首先讓我對清代的官缺製度略做介紹，以導入對雍正十二年（1734）官缺更定的討論。清初對於道員、知府以下，知縣以上外官的銓選，除了由吏部掣簽月選外，在若幹特殊地區，如苗疆、邊地、煙瘴、沿河、沿海等州縣地方，地方督撫可就所屬人員中，揀選適當人選，題請補授。但這樣的外官題補辦法一直要到雍正六年（1728）廣西布政使金鉷（1678—1740）提出以“衝”“繁”“疲”“難”四項指標訂定官缺繁簡後才成為定製。[1]我於二十年前曾對金鉷的辦法做過初步的探討。[2]簡而言之，金鉷的方案是以“衝”“繁”“疲”“難”四項指標定員缺繁簡，也就是以有無指標來判定員缺是“要缺”或“簡缺”。隻要有指標，無論是專有一項，或兼二、兼三，或四者俱全，就是“要缺”；反之，沒有指標就是“簡缺”。所謂“衝”，是指“地當孔道者”，也就是地處交通要道；所謂“繁”，是指“政務紛紜者”，也就是政務繁重；“疲”是指“賦多逋欠者”，也就是地瘠民貧，未能完賦；“難”是指“民刁俗悍，命盜案多者”，也就是地方多刁民，治安不佳，難以治理。凡是“要缺”，無論是或專或兼或四者俱全，都由督撫於所屬州縣官員內揀選調補，而隻有無字“簡缺”才歸吏部銓選，以期達到“人地相宜”，有益吏治民生的目標。吏部經過將近四年的研議，始於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定案。然而，吏部的方案卻大大削弱了督撫的調補權。根據吏部的辦法，隻有四項俱全或三項相兼之廳、州、縣缺才由督撫調補，其餘仍歸吏部月分銓選。它的考慮是，員缺中四項指標兼有二項或一項的數量太多，“十居八九”，現任屬員恐怕不敷揀選調補之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