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黨在宣傳上給予農民極高的地位。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就表示過：“維持一個健康的農民階層作為整個民族的基礎，這一可能性從來沒有得到過足夠高的估價。我們如今的許多傷痛都隻是城鄉人口之間不健康的比例造成的。一個穩定的中小農民階層作為主幹的存在，永遠是抵抗社會疾病的最好保障，就像如今我們所擁有的那樣。而且這也是使民族在經濟血液的循環中，獲得每天麵包的唯一答案。”1933年10月1日，希特勒在國家感恩節集會上再度強調：“農民是我們民族最先進最深刻的代表……農民們用大地的果實供養人類，用家庭的果實維續民族。對農民，自由主義和民主馬克思主義是如此的蔑視，而我們，納粹主義革命則自覺地將他們看作是現在安定的支柱，是將來獨一無二的保障。”
如果說希特勒的表態可能包含著政治策略的因素，那農業部長、納粹農民領袖達雷對於農民和農業問題的看法則更多地同納粹主義理論聯係起來。在主要由達雷構建的納粹農業意識形態理念中，農民和農業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農民是民族的糧食供應者；是種族血源的守護神；是德國國防的重要支柱。納粹分子透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來自英國的“饑餓封鎖”，看到了保障糧食供應的重要性。“在世界大戰中我們已經有了切身的體會。75萬多人在戰爭中由於饑餓而死亡，這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我們深切感受到了10年來漠視國內生產基礎的後果”。此外，納粹分子還自認為據此看到了猶太人統治德意誌的陰謀和“資本主義將民族經濟交付給商業”的危險性。因此，出於維持經濟獨立的考慮，納粹黨十分重視糧食生產。同時，農民和農業還涉及種族和社會問題。達雷在著述中論證了日耳曼人屬於農耕民族的特性以及農民對於日耳曼人的種族意義，提出了“血統與鄉土”的意識形態理論。他認為，植根於土地之上的農業勞動，在有限的地理空間內能對影響血統傳承的婚姻關係進行嚴格的控製，保證了日耳曼民族有能力維係自己純正的血統。希特勒也曾表示過同樣的看法，他說：“農民使我們煥然一新，它為城市提供人口，它是千年來永生的源泉，它必須得到維護……（納粹主義）運動基於遺傳生物學的原因，在農民中看到了健康民族的生命之源。因此，我們不僅要維護它，而且要壯大它。”此外，達雷強調，德國農民是捍衛德意誌土地的重要支柱，“真正的軍事國家一直是來自農民的國家，人們能夠在斯巴達人、羅馬人和普魯士人身上準確得知”，“沒有德國農民就沒有德國士兵，沒有德國士兵就沒有德國農民，兩者互為前提，互相照應”。所以，德意誌農民是更好的人類，是德意誌種族的根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