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國版的“讀書做官論”
除了語言和文學之外，“詩人的民族”之產生亦有其政治和社會的原因。如前所述，實質上的分裂與小邦分治使德意誌的中央政權有名無實，無法實現權力的集中。三十年戰爭後德意誌仍舊保留了三百多個大小邦國及自由市。每個邦國的君主都是割據一方的小皇帝，他們是絕對不願放棄自己的主權和特權而統一到一個全民族的共同體中的。
更重要的是，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帝國體製進一步遭到削弱，各個邦國的獨立性進一步加強，邦君的權力空前強大。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德意誌的市民階層遭到的滅頂之災。戰爭摧毀了大部分城市，整個市民階層幾乎被毀滅，德意誌的市民階層根本無法像其他國家的市民那樣，履行其作為率領民族進入現代的火車頭的曆史使命。在政治上，德意誌市民階層仍是貴族的附庸，無力像法國市民那樣可以同貴族分庭抗禮。這個災難性的後果致使德意誌各邦國內的貴族牢牢地掌握著政治權力，並且控製著社會的方方麵麵。當一個世紀後德意誌從三十年戰爭的破壞中恢複元氣時，市民階層已經被徹底地剝奪了政治權力，在政治上處於無權的狀態，無力同貴族抗爭。
在這樣的政治格局之中，一個健全的政治文化是無法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對於形成輿論的重要外在條件——公共領域必然缺失，至少是其發展受到極大的阻礙。這個時期的英國和法國，隨著市民階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長，政治文化已經獲得了長足進展，報紙、雜誌百花爭豔，出版業繁榮興旺，各種俱樂部、酒館，尤其是咖啡館中，市民知識分子及各色人等濟濟一堂，談論文學、藝術、經濟、時事政治，公共領域已經形成，並且發展迅速。公共領域給市民、市民精英——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空間，使他們得以在這個空間中交流信息，表達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