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史中，“春衣”常與“冬衣”相對而言。以往學術界僅在有關唐代募兵的研究中略有提及，極為模糊。[1]1993年黃正建利用S.964和P.3274兩件文書對唐天寶年間兵士的“春衣”“冬衣”發放進行了專題討論[2]。以後孫繼民先生又對這兩件文書的性質，定名，兵士“春衣”“冬衣”的組成、製作原料、顏色、新舊折抵及衣裝管理等方麵做了深入研究[3]，由此兵士衣裝發放的情況逐步清晰。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對唐前期邊軍的衣賜有詳細論述，對後期神策軍受賜“春衣”的情況也有交代，還介紹了官奴婢（官戶）受賜“春衣”的資料[4]。事實上，唐五代“春衣”發放的對象相當廣泛，從募兵製下的健兒（兵士）、節度使的親軍、中央神策軍，直至諸道節度使、大將、文武百官及當時的賤民階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春衣”作為官員俸料的重要內容，在唐五代宋初其發放有逐步擴大的趨勢。在敦煌文書中，“春衣”作為雇價的一部分頻繁出現於民間的雇工契中，可見“春衣”已成為敦煌民眾的日常衣著。本章在梳理與歸納“春衣”史料的基礎上，力求複原唐五代“春衣”發放的原貌，進而闡明“春衣”發放的演變過程及其在唐五代曆史中扮演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