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籍《送鄭尚書赴廣州》雲：“聖朝選將持符節，內使宣時百辟聽。海北蠻夷來舞蹈，嶺南封管送圖經。”[68]是說朝廷命官（鄭權）到任廣州後，受到了嶺南民眾的熱烈歡迎，節度使隨即遣使送上管內諸州的《圖經》。此種急於歸屬中央及納入“王化”的情境，與大中五年（851）張義潮遣使攜河西十一州《圖經》、戶籍來獻正相符合，即借此謀求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視與認可，以期獲得來自中央的政令或財賦支持。相較而言，緣邊州府關涉的邊疆、民族問題更為複雜，中央王朝既要貫徹撫寧四夷的羈縻政策，自然離不開《圖經》提供的資料。由此可見《圖經》在調節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麵，《圖經》、戶籍的定期造送，其實也是檢驗地方官政績與能力的一種方式，因而州縣長官在“謹遵奉行”中央政令的同時，還希冀在考課中獲得好的評價。S.6111v《為申考典索大祿納圖錢及經等事狀》載：
8 祿狀稱，州司納錢，其日判申州訖
狀文中“竇昊”，見於P.2555《為肅州刺史劉臣壁答南蕃書》，鄧小楠已考出竇昊所撰《答南蕃書》作於寶應元年（762）[70]。又S.6111號卷子正麵為《書儀鏡》，可與S.10595綴合，後者背麵殘存“廣德”二字[71]，由此可知S.6111v成於廣德年間（763—764）。狀文中索大祿以司戶參軍下佐史的身份充為“考典”，應是侍從入京考使（朝集使）的隨行吏員。大穀文書3786《西州官人差使錄》記載，開元十二年（724）八月，西州營田副使守信充為考使入京，同行的一位高昌縣人也因為掌管營田事務而“充考典入計”[72]，其性質與索大祿相同。據狀文描述，索大祿隨使入京攜帶的考課資料有“州圖及經”，說明《圖經》已是考使入京上計需要交納的一種文簿。由此，州縣《圖經》的定期編造與上報，使得中央也建立了相應的地誌檔案，定期納《圖經》成為中央了解並控製地方的手段之一[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