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獻中，以烏鴉叫聲來判斷吉凶的《烏鳴占》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國外學者巴考、勞費爾、茅甘、戴思博[31]，中國學者王堯、陳踐、陳楠、楊士宏、黃正建、房繼榮等[32]，均對敦煌寫本中的烏鳴占文書做過探討。特別是藏文寫本P.t.1045號文書，引起了學者極大的探究興趣。圍繞此件文書的譯解、考辨和分析，國內外學者對吐蕃鳥占術的來源及其蘊含的文化意義進行多方解讀。不過，對於P.t.1045所見吐蕃鳥占的來源，學界雖多有討論，但都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鑒於此，本文結合漢文鳥占文書及傳世文獻，嚐試對P.t.1045《烏鳴占》的來源作一些補充研究。同時，結合歸義軍時期的鳥形押，對吐蕃鳥占的影響略加討論。
一、P.t.1045《烏鳴占》的來源
1913年，法國學者巴考首次刊布了P.t.1045號文書，由此拉開了學界探討吐蕃鳥占來源的帷幕。第二年，美國學者勞費爾在《吐蕃的鳥卜》一文中，將此件文書（P.t.1045）與藏文大藏經《丹珠爾》所收《關於烏鴉的叫聲》進行對比，認為P.t.1045所見的根據烏鳴而占吉凶的做法，可以視為一種先起源於印度，後來被吐蕃人接受並做了修改的占卜術。法國學者茅甘結合P.3479和P.3988兩件漢文文獻，將藏漢寫本《烏鳴占》加以對比、分析，認為“可以接受那些支持烏嗚占凶吉法之漢地起源的論據具有相當的分量”[33]。
國內最早關注這一問題的學者為王堯、陳踐先生。1987年，他們合作出版《吐蕃時期的占卜研究》，第一次將藏文P.t.1045號文書譯成漢文[34]。隨後又在《吐蕃的鳥卜研究——P.t.1045號卷子譯解》中，對漢藏文化中鳥卜的淵源作了進一步探討[35]。楊士宏從P.t.1045所見《鴉鳴占卜法》滲透的時空關係上分析了古代藏族的宇宙觀，認為古代吐蕃的宇宙觀受到了印度文化、佛教文化及中原漢文化的影響[36]。房繼榮也撰文指出，敦煌發現的藏漢寫本《烏鳴占吉凶書》在形成過程中受到了中原漢文化、印度文化和吐蕃文化的共同影響[37]。陳楠先生通過對藏文寫卷P.t.1045及P.3988和P.3479兩份漢文文書的綜合比較研究，進而指出P.t.1045和P.3988兩件文書中的《烏鳴占卜表》雖然有一些差異，但還應屬一種占卜表的兩種不同文本。就兩者關係而言，藏文《占卜表》譯自漢文的可能性更大些[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