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筆者曾撰《歸義軍曹氏時期的鳥形押研究》一文，對公元10世紀時期敦煌文獻中所見的曹元忠鳥形押、曹延祿鳥形押、尚書鳥形押、長千鳥形押和雜寫鳥形押記作了詳細梳理，指出鳥形押的作用和意義並不限於節度使簽名的一種形象圖案，很大程度上它是曹氏家族統治敦煌的一種強化手段，也是曹氏歸義軍政權的一種標誌性符號[81]。不過，由於受視野所限，致使在鳥形押材料的梳理中多有疏漏。近年來，隨著《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和《敦煌秘笈》的相繼公布，又有數件鳥形押的文書麵世。有鑒於此，筆者在前文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敦煌文獻中的鳥形簽署和畫押進行補遺，力求對曹氏歸義軍鳥形押的梳理趨於完整。
一、曹元忠鳥形押
在敦煌歸義軍的曆史上，曹元忠是執掌歸義軍時間最長的節度使（944—974）。在擔任歸義軍節度使的30年中，他先後使用過三種形製的鳥形押，這在P.3257、P.2641、P.4992、P.3160、S.3728、P.3272、P.3111、P.3897、P.3975、S.5571、S.5590等寫卷中有所反映。除此之外，還有P.2482P《榮保慶等名單》、S.8426《歸義軍酒破曆》、BD16479《繼遷葬親狀並判》和Дx.4749《建隆三年（962）歸義軍節度使帖》四件文書，亦有曹元忠鳥形押使用的痕跡。
1.P.2482P《榮保慶等名單》
2.S.8426《歸義軍酒破曆》
此件揭自Ch.00103，已殘成10片，內容俱為歸義軍衙內官酒支出破用曆。在這些官酒消費賬目中，提到了願富、赤書宰相、蟲兒、南山宰相、張定奴、程押牙、王留住、閻都知、石定子、義成、瓜州張都衙、賈僧政、李憨兒等人[83]，也提到了賽神、祭拜、鎮壓、送路、藏鉤、算羊、刈麥等活動。值得注意者，《破曆》對於每筆酒的支用去向及數量都有詳細的記錄，有時每筆消費記錄後還有草書的鳥形押，體現出歸義軍對官酒支出賬目的監督和審核。比如，較典型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