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曜即日、月、五星。其見於史籍，最早應為東漢劉洪“夫甲寅元天正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始，起於牛初”之語[1]。劉洪篤信好學，善曆算，以校尉應太史，撰《七曜術》《律曆記》，考驗天官日月，多與玄象相合。七曜見於佛經，最早應為三國吳竺律炎、支謙譯出的《摩登伽經》。經文曰：“今當為汝複說七曜。日、月、熒惑、歲星、鎮星、太白、辰星，是名為七，羅睺、彗星，通則為九。如是等名，占星等事，汝宜應當深諦觀察。”[2]南北朝以來，伴隨佛經的廣泛傳譯與流布，七曜曆術的撰述層出不窮，其中尤以南朝陳氏為盛。降至李唐，七曜漸次見於諸多佛經（如《梵天火羅九曜》《北鬥七星護摩法》《宿曜經》《七曜禳災訣》等）和史籍文獻中，並成為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重要語詞。自20世紀初法國學者伯希和、沙畹發表《摩尼教流行中國考》[3]以來，國內外學者對七曜傾注了極大的探究熱情。王重民《敦煌本曆日研究》[4]、葉德祿《七曜曆輸入中國考》[5]、李儼《中國算學史》[6]、藪內清《隋唐曆法史の研究》[7]、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8]、藤枝晃《敦煌曆日譜》[9]、施萍婷《敦煌曆日研究》[10]等論著，在七曜相關問題的探討上均取得很大成就。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材料的不斷拓展和認識的逐步深入，一批從事中西交通及中外關係史、科技史和宗教研究的學者也加入到七曜的探討中，在七曜東漸入華的曆程[11]、七曜曆[12]、曆日中的“蜜”字標注[13]、漢譯佛經中的天文學源流[14]以及七曜與九曜、十一曜關係[15]等問題的考辨中取得了一係列研究成果，進一步推動了七曜這一課題的研究。
總體來看，國內外學者對七曜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三方麵：一是結合漢譯佛經，對七曜初傳中國及其東漸入華的曆程進行文獻梳理；二是以《宿曜經》下卷第八品的描述為例，對七曜的漢語名稱與來自波斯、西域康居的外來譯名如蜜、莫、嘀、雲漢、嗢沒斯、雞緩、那頡進行比對；三是七曜曆在中古社會中地位特殊，影響較大，並始終對官方曆法和具注曆日有所滲透。事實上，七曜關涉的不僅是中原與西域之間天文曆算之學的交流，而且還關係到中古時期的星曜推命和禮俗信仰，特別是與七曜日息息相關的吉凶宜忌和祿命推占，尤為時人所關注。本章即以《宿曜經》的“七曜直日”為據，結合敦煌石室所出的七曜曆術文獻，嚐試對這種滲透著濃厚佛教文化色彩的七曜日占法進行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