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論述表明，度牒的發放雖由尚書省祠部司掌管，但在具體操作中，地方州府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一環。畢竟，受度者的“鄉貫戶主”信息，祠部無法親自核實，故而隻能依賴於地方州府的“勘責”與審核。出於預防僧尼冒名、濫度以及私度者混入“官度”等方麵的考慮，祠部客觀上確實需要地方州府的配合與參與，以便確保度牒發放的公正合理。但反過來說，地方官府對於度牒發放的滲透與參與，事實上也為僧尼的濫度、度牒的濫授與出賣埋下了隱患。特別是中唐以後，隨著唐王朝的逐步衰落和地方割據與自治傾向的增長，中央王朝“再也沒有一套行政法能具有初唐法律的那種絕對權威，而且中央政府也承認它再也不可能取得這種統一的原則了”[22]。在這種情況下，地方藩鎮為擴充實力，往往自置佛堂，廣度僧尼，出賣度牒，獲取厚利，以至於出現了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置戒壇於臨淮佛寺，先納錢後與度”的現象。宋人讚寧評論說：“自唐末已來，諸侯角立，稍闕軍須，則召度僧尼道士先納財，謂之香水錢，後給公牒雲。”[23]是時僧尼的出度、度牒的發放已經達到了“偽濫”、泛濫的程度。
僧尼的出度及授度牒，敦煌石室出土的漢文寫本文書提供了沙州（敦煌）地區的度僧景象，這與中原內地的情況略有不同。P.5579（16）《吐蕃時期僧尼名錄》[24]雲：
4 法惠俗名佛奴，宰相尚乞心兒印，酉年二月廿五日到甘州，僧統遍執度，酉年七月至沙州上。
5 智秀俗名樊和和，上乞心兒印，申年十二月對廓州僧統度行，
上。
6 法如俗名董晏奴，尚乞心兒印，未年十月廿日□□僧統度行，正月一日至沙州。
7 □覺俗名侯苟子，宰相論勃頰藏印，未年十月對肅州僧統行，申年正月一日至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