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本論文集中所收的論文，我作為原作者本來不準備從今天的角度再一一作“補注”。但“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國家理性問題”這篇論文是唯一的例外，我感到有必要對此作最小限度的“補注”。其理由有以下兩點：
第一，這篇論文是1949年在《展望》雜誌1月號發表的，本來預定在2月號或3月號發表其續篇。在1月號的這篇稿子裏，沒有來得及論述我的構想中關於“國家理性問題”的曆史展開的主要部分，隻寫完了其“前奏曲”。因此，我覺得作者有義務在這篇論文結束之處，介紹一下自己本應論述的主要部分的構思和意圖。這是第一點理由。
第二，“國家理性”這個概念，不管是在當時還是現在，不管是在日文還是中文，對於一般讀者來說都是陌生的。由於這個原因，當時這篇論文在日本發表的時候，人們對這個概念也產生了誤會。所以在此設一補注，對“國家理性”這個概念作最小限度的說明，這也許能對讀者的理解提供些參考。
為便於讀者的理解，首先介紹一下本稿發表之初人們對此概念產生誤解的具體例子。在這篇論文的最後一節裏有以下一段：“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取得了出色的平衡，這的確是幸福的一瞬間。”有些讀者把這裏說的“幸福的一瞬間”(即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取得出色平衡的狀態)理解為“國家理性”。“國家理性”這個用語本來是由法語Raison d’état或德語Staatsr?son翻譯過來的。讀者如果不了解這一點，那麽產生上述的誤解也並不奇怪。因為“國家理性”這個詞容易給人們一種錯覺，似乎國家是合理的存在，國家是完全按照理性行動的。但這種解釋即便不說它不恰當，至少作為對“國家理性”的思想性內涵的說明是不夠的。我本來準備在本稿的續篇闡明以下兩點。其一，是想追尋上述的“出色的平衡”在福澤的思想中，從1880年以後開始消失，並開始覺悟出“國家理性”含義的過程，以及同時代思想家對“國家理性”覺悟的表現方式。其二，是想闡明明治前半期日本的這種對國際強權政治實況的“早熟”性覺悟，盡管其潛藏著危險性，但與20世紀30至40年代的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狀況有本質的相異。並在這個意義上，論述日本能否免除麥涅科在其著作的終章所展望的“現代國家理性的墮落”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