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福澤諭吉相遇
我有三本岩波書店袖珍本的《文明論概略》。一本是昭和三十七年的第18次改版發行本(即今天的現行版本)，另一本是戰後的仙花紙印刷本，還有一本是昭和十三年的第四次發行本。仙化紙印刷本和第4次發行本都是按原文照印的，沒有標點符號。戰後的仙花紙版本定價一元五十錢，戰前的第四版定價四十錢。
昭和十三年時，我畢業才一年，在東大法學部當助教。那時第一次讀到這本書，還在這袖珍本上畫了一道一道的線。但關於此書的內容幾乎沒有印象。在我當學生的時候，日本到處高唱皇國精神和日本主義，我對那個時代很反感。由於這種反感情緒先行，我對過去日本思想家的著作是不屑一顧的，福澤的著作自然也沒讀過。直到當了助教，以日本思想史為專業後，才出於職業之需開始研究福澤諭吉，不久便寫了一些小文章。如《戰中與戰後之間》所收的《福澤諭吉的儒教批判》和《福澤的秩序與人間》等。因此可以說，我是進入了學者生涯後才開始研究福澤諭吉的。
昭和13年的版本有一個異常的特征，就是在重要的兩處作了大幅度的削除。關於被削除的部分及其意義，下麵再作說明。昭和六年的第一次發行本我不清楚，不知是什麽時候開始削除的。至少在昭和十三年，我進入學者生活時，世態已變得相當壞。
昭和九年秋，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發生了“天皇機關說”的問題。翌年，美濃部達吉先生被告發。雖然起訴緩期了，但美濃部先生辭了貴族院議員的職，在社會上幾乎被埋沒了。我進入大學時，美濃部先生在東大也已退職，沒能聽到他的講義。在二年級期末時，爆發了二·二六事件。事件前夕，美濃部先生在自家被右翼襲擊，進了東大醫院。為此，崛起部隊揚言要襲擊東大，校內充滿了可怕的氣氛。昭和十二年我畢業時，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昭和六年的九·一八事變發展為全麵戰爭。其翌年，勞農派被一起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