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國家的行動所應依照的準則是什麽?這個既古老又嶄新的問題一直以所謂“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Staatsr?son)（1）這個概念為中心被人們思考著。這個問題包含兩方麵的內容，一是作為曆史個體的國家的存在目的，二是實現其目的的技術(Staatskunst)。“國家理性”同時體現在政治權力掌握者對被統治階層的操縱和對他國的行動中。然而，國家理性問題往往隻在“國家的對外行動”方麵引起注目和激烈論戰。所謂“國家之需”、“國策”等問題也往往在國際關係方麵被提起。其權力與道德相交錯、相矛盾的微妙關係，多數表現於國際社會裏的國家行動中。國際社會從來高唱國際和平和指責戰爭的罪惡，但“強權便是正義”的無恥原理同時在那裏通行無阻。露骨的國家權力行為往往穿著華麗的服裝登場，以掩蓋其行為的真正意圖。而且所謂“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中的強權，並不單純指自然之力，而且是社會力的表現，它必然包含著某種心理的因素。一般強權都最小限度地具有自己行使強權的所謂理由。所以決不能把道德、理想、意識形態等單純解釋為“權力”的粉飾或反映。政治權力本身具有矛盾的性格。在理念上，“強權便是正義”是極其危險、可恨的原理。但“正義就是力量”的原理實際上軟弱無力，這又正是政治社會、特別是國際社會的可悲現實。為此，立誌向國際社會推行正義的國家，往往不得不以“伴隨權力的正義”(right with might)為原理。然而在那裏，潛藏於“權力”中的惡魔性因素是否能始終忠實地充當正義的奴仆呢?作為推行正義的手段的“權力”，能否不膨脹為反作用於目的的危險存在呢?這些問題都是非常複雜的。
而且，這決不是單純的思辨性問題。曾經以“行大義於宇內”為使命的“大日本帝國”統治者，不是在國際社會中犯下了難以抵償的罪過，被送到世界嚴厲的法庭受審了嗎?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的現在，世界又正陷入“冷戰”新惡魔的煩擾之中。在這種情況下，那種避開冷酷的現實而逃到烏托邦世界的態度，或者那種幹脆認定“國際關係皆憑暴力”而冷眼相對的犬儒主義態度，都是最不費事的。然而不滿足於這兩種態度的人們，也許會深切感到有必要再次回顧到目前為止近代國家和近代國際社會的發展過程，認清現在世界的曆史位置。筆者認為，反省近代國家國際行動中的“國家理性”觀念，和分析近代國際社會的社會基礎是當前必不可缺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