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維新前後的“忠誠相赳”
(一)忠誠意識的混亂
從“王政複古”到西南戰爭的波濤洶湧的社會政治變動時期，也是“忠誠”與“叛逆”在人格內部緊張糾葛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高度的時期。在個人的社會行為中，忠誠與叛逆之“對立性”所占的比重，與生活關係的連續性和安定性是成反比的。當傳統生活關係的動搖和激變，使自我失去了對過去所屬的集團和價值的歸屬感時，自然會產生出一種痛切的異化意識。這種異化意識導致叛逆現象或忠誠對象轉移的現象發生。然而，歸屬感的減退和異化意識並不是自動地產生出叛逆或忠誠轉移的行動的。當異化感處於被動形態時，往往會出現“隱遁”行為。隻有當它與積極的目的意識結合時，才可能轉化成以“原理”為根據的叛逆行為，或轉化成對象征著某目的的權威人格的狂熱歸依和忠誠。不過，異化感究竟是作為忠誠或叛逆行為而出現，還是作為對兩者都敬而遠之的“隱遁”行為而出現，這不僅僅取決於其個人的性格和教養，而且與政治社會激變對其個人生活的滲透程度有密切關係。生活環境越是“政治化”，積極的忠誠與積極的叛逆之間的中立地帶就越會縮小，而且，忠誠對象的轉移往往會超出政治信條和宗教信條的範圍，給全部生活關係帶來劇烈變化。
誠如曆史所證明的，從幕末到明治十年代，下級武士和豪農層采取了具有相當覺悟的政治行動。這個階層比較集中地具有上述向積極的忠誠與叛逆轉化的條件。他們各自有強烈的榮譽感和自主意識。就拿豪農層來說，他們是庶民中武士精神滲透最深的階層。從整體來看，他們還未成為寄生地主，作為村落的代表或生產責任者具有很高的自豪感。這類榮譽感和自主意識，在與由環境激變所帶來的挫折感和失望感相碰撞時，產生出猛烈的衝動，忠誠相剋與叛逆的問題在這個階層中被痛切地意識，這也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