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義和團全盛時期北京城的混亂狀況，不同時期的義和團研究有著不同的態度和視角。民國時期有關義和團研究的專著，大都辟專節敘述義和團對於北京城的擾亂。如陳捷之《義和團運動史》以“義和團肆虐於北京”為專節標題，陳功甫之《義和團運動與辛醜和約》以“朝議之爭持及北京大焚殺”為專節標題，講述義和團全盛時期的北京亂狀。兩書對北京混亂狀況的描述，都特別強調“恣意劫掠”這一點，也都列舉“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鼐、徐桐，尚書陳學棻，閣學貽榖，副都禦使曾廣鑾，太常陳邦瑞皆被掠，僅以身免”為例；且都指出“拳眾專殺自如，載勳、剛毅不敢問”，並以都統慶恒為例；所不同者，陳功甫之書特別指出，“武衛軍與拳眾混合，恣意劫掠”，而陳捷之書對武衛軍之劫掠並未提及。[45]1949年後有關義和團研究的著作，大都也會涉及義和團時期北京城的混亂，不過混亂的製造者變成了清政府。如金家瑞之《義和團運動》如此描述北京城的混亂：“那拉氏準備‘西巡’的消息傳出後，北京人心惶惶，‘京中米價每石漲至二十五兩’……北京城的混亂情況簡直不堪言狀了。”[46]義和團則成為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如義和團對出京官員的查拿。[47]民國時期與1949年後學界在此問題上觀點的截然對立，體現了不同時期學界對於義和團的不同態度：民國時期是否定多於肯定，而1949年後剛好相反。近年來，學界對於義和團時期北京城混亂狀態的認識又有新變化。如馬勇在《從戊戌維新到義和團（1895—1900）》中指出，義和團騷亂“不論對清政府來說，還是對一般老百姓來說，都是一場災難”，並認為清政府對待“義和拳騷亂”是采取了“比較認真、比較嚴肅”的平息措施的。[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