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於1930年的陳功甫的《義和團運動與辛醜和約》是較早的以學術視野對義和團運動進行全麵論述的綜合性著述，其在“朝議之爭持及北京大焚殺”一節中寫道，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1900年6月11日），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出永定門，“福祥遣兵殺之”，“城門晝閉，北京大亂”。[14]陳功甫這一表述的最早來源應是李希聖出版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庚子國變記》[15]。李希聖，字亦園，湖南湘鄉人，曾在刑部任職，庚子年間居於北京湘鄉會館。[16]《庚子國變記》以逐日記錄的方式展現了庚子國變的整個過程，作者有著自覺的為後世留信史的意識，自負其著“可追王闓運《湘軍誌》”[17]。李希聖將庚子年北京城大亂的開始劃定在五月十五日，反映了親身經曆者的直觀感受。的確，對於庚子國變的親曆者而言，五月十五日是讓他們印象極為深刻的一天。
五月十五日，這一天在眾多的庚子年日記中都留下了或驚惶或憂慮的情緒表達。一位在總理衙門工作的左姓文案在日記中記錄了杉山彬遇害的過程：五月十五日，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前往馬家堡探事，出永定門，行至橋下，董福祥所部甘軍“不知禮”，殺死杉山彬。[18]禦史高枏從這一天開始寫日記：“五月十五日，城外殺多人。永定門殺杉山彬。街民狂奔。”[19]這一天是翰林院侍講學士惲毓鼎伯母的七十六歲壽辰，“傍晚正觴諸客，忽報有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在馬家埠為甘軍所戕，大釁將起，同人相顧失色，狼狽散去，座客一空”[20]。居於宣武門外椿樹胡同二巷的仲芳氏在日記中寫道，因杉山彬被殺，“城門關閉數刻始開，由是人心惶惑，舉國皆驚”[21]。時任史官的葉昌熾以史家筆法評論道：“聞董軍戕一日本書記官，火候漸熟矣。”[22]所謂“火候漸熟”，在葉昌熾看來，當是指京師大亂。[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