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在給華學瀾的《辛醜日記》所作的序言中寫道：“自二月十一日至五月十四日的日記，真切地暴露了當時典型的京官生活。職責重要的官吏每日生活常較緊張，如《翁同龢日記》所表示的。至於一般的京官，不過是按著同鄉、同衙門或同年而此一組彼一組地常相往還而已。就是學者恐也不能外此，越縵堂日記關於在北京的記載便是一例。”[91]京官們的這種日常生活狀態使得他們在庚子國變中形成不同的群體，各行其是。同時，京官們的日常生活開銷主要依賴於朝廷俸祿與各省印結銀，而兩宮西狩之後，京官們曾有將近半年的時間無俸可領，也無印結銀可分，可謂完全失去收入來源，生活陷入極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