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四月底五月初，一位官員從山東進京，一路記下了所見所聞：
餘於四月廿三至德州，均屬平順。廿四到景州，即聞往北州縣，皆有義和團匪與奉教人為難，並不傷害行客。廿八至任丘，聞數日前義和團在任丘縣東梁州地方，與奉教人開戰，殺教民五十餘家，共二百餘人。房屋燒毀，最奇者，奉教之家，見火即著；中間不奉教者，火即繞道燒去，房屋皆完好。然此時尚未見義和團匪之麵。廿九到雄縣，則沿途皆有，或三五人、或十人、八人、四五十人不等，皆腰束紅帶，首帕用紅裹，亦有束黃帶用黃裹者，旗書“義和團替天行道扶清滅洋”字樣。領隊之旗有坎字、乾字之分，中皆用刀矛，水行陸行皆向北進發。其中三十歲以上甚少，二十歲以下十二三歲居多，途中相遇，秋毫無犯。
從該官員的敘述來看，四月二十三日前山東境內“均屬平順”。四月二十四日到四月二十八日間，即東大道景州至任丘段，雖有義和團之傳聞，但沿途“尚未見義和團匪之麵”。至四月二十九日從任丘到雄縣則沿途皆是義和團，“皆向北進發”，但對行客“秋毫不犯”。該官員於當日到雄縣，“廟中有拳廠，家人等皆往看”。五月初一日到新城，沿途“見車輛紛紛自北而南，車中皆有鏢局旗號”。五月初二日，由新城向涿州進發，“見道旁電杆均經拆毀，火車道上煙火蔽天，詢之途人，始知馬家鋪至高保店二百餘裏鐵路，自廿九日燒起，火猶未熄”。當日到涿州，“城上皆紅巾黃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蟻。城廂內外幾二萬人，餘見之不免心悸，而涿州牧不食已三日矣”。五月初三日，涿州“城門又閉”，“涿州牧促餘登程，啟北門而出”，是日到良鄉。五月初五日到京，“各國洋兵紛紛進城，禁城內外營盤林立”，“官商出京，隻許空身，不許攜帶行李”。[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