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閏八月七日（1900年9月30日），《申報》以較大篇幅刊登了一則《濟急公函》。公函最後是“東南救急會開辦大略章程四條”：
一、此係仿照紅十字會意辦理，各省集款匯交上海中國通商銀行暫收，由同人妥商劃撥，至少以十萬金為度；
一、現在在京之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山東、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紳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應接濟，即請各該省公舉一人經理，酌量人數勻濟，至多每一人不得過一百金；
一、收受此款者，或即出京，或仍留京，均聽自便，其有出京而百金仍不敷者，天津由救濟善會，德州由濟急善局隨時添助；
一、此係東南官紳商民合力籌辦，其收受此款者，將來歸還與否，均聽其便，有則全數撥充振需。
以上四條，係開辦大略，如有未盡事宜，隨時續議。至各省同人，如有專款濟其親友者，請將在京住址詳細開示，不論多少均可代寄。
不知是筆誤，還是其他原因，該章程在《申報》與《中外日報》上均被稱為《東南救急會開辦大略章程》[4]，但也僅此一次，此後均稱“東南濟急善會”或“東南濟急會”[5]。無論是“東南救急會”，還是“東南濟急會”，“東南”二字都成為著力強調的字眼，如該章程第四條特別表示“此係東南官紳商民合力籌辦”；第二條之援救對象，所列舉之“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山東、河南、湖南、湖北各省”，也是以東南各省為主。這表明濟急善局成立之後，其專濟江浙人士的公啟和章程所引起的爭議，對東南濟急善會的發起者產生了必要的影響與作用，故變“江浙”為“東南”。在救援對象上，並不僅限於“各直省京朝官”，也包括“各省紳士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