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濟急善會並非一個獨立於救濟善會與濟急善局的救援組織，因此並沒有“公啟”等公開宣示其成立的文告。東南濟急善會更像是一個集合各方力量共同致力於北京救援的組織，其在致李鴻章“幕府諸君子”的信中，表示“樹藩創議救濟善會，擬即赴津開辦；信厚、元濟、則敬、裕福、廷杲亦即約友馳赴德州添設濟急善局”，而北京被難官紳“較在津德必更多更苦”，故決定專門在北京實施救援。[7]也就是說，在東南濟急善會看來，陸樹藩之救濟善會主要是在天津一路展開救援，嚴信厚等所設之濟急善局則主要是在德州一路展開救援，因此東南濟急善會便主要是針對北京救援而設立。
東南濟急善會的主持者可通過東南濟急善會上海總會與北京分會之間來往公函的署名及相關內容確定。東南濟急善會上海總會致函北京分會共有九號公函，而北京分會致上海總會則共有四號公函。這些公函的落款時間分別是：《濟急公函》為閏八月三日，《濟急第二號公函》為閏八月五日，《濟急第三號公函》為閏八月十日，《濟急第四號公函》為閏八月十五日，《濟急第五號公函》為閏八月二十日，《濟急第六號公函》為閏八月二十九日，《濟急第七號公函》為九月四日，《濟急第八號公函》為九月十一日，《濟急第九號公函》為九月十八日；《濟急第一次京函》為閏八月二十九日，《第二號京函》為九月三日，《第三號京函》為九月十日，《第四號京函》為九月十三日。[8]
在上海致北京的前三號公函中，署名均為“盛宣懷、顧肇熙、任錫汾、鄭官應、嚴信厚、龐元濟、陸樹藩、楊廷杲、施則敬、席裕福”；在後六號公函中的署名，“嚴作霖”替換了“陸樹藩”。在“濟急第三號公函”中，對於陸樹藩此後不再列名還有解釋：“再陸純伯兄現已料理赴津，此後滬寄公函即不列名。”據此可知，東南濟急善會的主持者基本上是以濟急善局的主持者為班底而構成的，如濟急善局的五名主持者嚴信厚、龐元濟、楊廷杲、施則敬、席裕福均列名“滬寄公函”。陸樹藩列名其中，可視為東南濟急善會對陸樹藩首倡之功的認可，或許也有聯合救濟善會、濟急善局等“東南官紳商民”之力共同實施北京救援的象征意味。主持者中新增之“盛宣懷、顧肇熙、任錫汾、鄭官應、嚴作霖”等人，與嚴信厚等義賑領袖關係更為緊密，其身份、地位也更具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