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是研究“救援行動”，但本書的問題意識既不因為它是兵災引起的救援而歸屬於災荒史的範疇，也不因為它是由善會實施的救援而歸屬於慈善史的範疇。[21]本書首先是將這次救援行動視為一次事件，有開始有結束，有施救者有被救者，有詳細的救援過程，有豐富的救援細節，即盡量完整地呈現這次救援事件本身，是本書最為著力的地方。
這是一次規模龐大的救援事件。從組織者來看，救援行動中最重要的兩個救援組織救濟善會與東南濟急善會（前身是濟急善局）可以說是直接秉承時任全權大臣李鴻章的意旨而設立的。東南濟急善會的京局更是依托李鴻章進京議和時所帶幕府人員而設的，且就在李鴻章下榻的賢良寺辦公。此外，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袁世凱也對留守京官實施了獨立於救濟善會與東南濟急善會之外的救援之舉；慶親王奕劻也電諭各省在旗督撫捐款接濟在京旗籍官民。完全可以說，當時中國最有權勢的王公大臣與封疆大吏大都參與了這場救援行動。從動員範圍來看，盛宣懷作為東南濟急善會的首要主持者，利用其掌控的電報局以李鴻章的名義向“各省督撫河漕提鎮藩臬運道”發電呼籲“設法勸助各省同誌”，後來也的確得到了各省督撫的積極響應。可見，這次救援事件的動員規模事實上已超越了東南各省的範圍，直接麵向全國。從救援效果來看，據救濟善會創辦人兼主持者陸樹藩言，“由直北渡回南者計七千餘人”。實際上，將被難官商士民救援回南不過是此次救援行動的計劃之一。隨著京城秩序的逐漸恢複，兩宮回鑾的傳言不斷，許多京官並不願意渡海回南，因此在朝廷俸祿尚無法指望的庚子秋冬之季，留守京城的京官們主要依靠東南濟急善會通過各種方式籌匯至京的款項度日。據李鴻章奏稿言，東南濟急善會“先後匯款至五十餘萬兩”。此外，救濟善會與東南濟急善會還在京津地區開辦平糶局、施衣“數萬套”，“掩埋白骨幾萬千”，“米麵醫藥不計其數”。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這樣一種規模的救援事件，其本身便已具有獨立研究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