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每一個生活在庚子年間的中國人而言，庚子國變都意味著不同的生命經曆與人生意義。即使同為死亡，方式與感受也各有差異，如陳陸在《拳變係日要錄》的序言中寫道：“大臣如裕祿、李秉衡、聶士成、羅榮光等以作戰死，許景澄、袁昶、聯元、徐用儀等以直言死，剛毅、崇綺、徐桐等以憂懼死，熙元、壽富、王懿榮等以悲憤死，趙舒翹、英年、毓賢、啟秀、徐承煜等以逼迫死。其他士女猝然捐軀，經溝瀆罹鋒鏑者，不可勝數。”[1]以往有關庚子國變的研究多關注義和團的起源與發展過程、義和團運動的性質與意義，以及義和團與清政府、外國侵略者的關係等宏大主題，對於這場運動中具體曆史人物的命運較少關注。即使關注，也主要集中在慈禧、光緒、載漪、榮祿、裕祿、毓賢、董福祥、李秉衡、聶士成、羅榮光、馬玉昆、壽山、徐桐、趙舒翹、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盛宣懷、劉坤一、楊儒、張德成、趙三多、朱紅燈等或主動或被動地推動這個曆史過程的重要人物身上，而且也主要是關注這些人物在這場曆史劇變中的作用與影響，而對於他們個人及其家族的命運較少關注，那就更不用說他們在這場空前浩劫麵前的或彷徨、或憤怒、或掙紮、或得意、或憂懼、或無奈。[2]本章所關注的對象是在這場巨變中隻能被動承受這個曆史過程的普通京官。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庚子國變為以翰林詞臣為主的京官們提供了一個傷時感事的絕佳契機，恰如王鵬運在庚子國變期間致鄭文焯函中所言：“嚐與古微言，當此時變，我叔問必有數十闕佳詞，若杜老天寶、至德間哀時感事之作，開倚聲家從來未有之境，但悠悠此生，不識尚能快睹否？不意名章佳問，意外飛來，非性命至契，生死不遺，何以得此。”王鵬運與同居一處的朱祖謀、劉福姚，在被其稱為“入棺未蓋”這一時期，“每夕拈短調，各賦一兩闕”。這些詞合編一集，宋育仁又有和作附在其後，是為《庚子秋詞》。王鵬運對此集非常自信，稱：“天公不絕填詞種子，但得事定後始死，此集必流傳。”[3]《庚子秋詞》被譽為“詞史”，但也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庚子秋詞》走的並不是真正的“詞史”之路，作為困守愁城的親曆者，耳聞目睹種種慘狀，經曆前所未有之事變，居然還能墨守詞課成規，以藏頭露尾為能事，這也未免太過難以理解了。[4]在筆者看來，通過詩詞來呈現曆史，在相關曆史資料浩如煙海的情況下，未免有點舍近求遠。或許，對於曆史研究更有價值的是這些詩詞作者坐困愁城的日常生活狀態，包括他們的所作所為和所思所想，這才是本書所要關注的。[5]本章主要是根據京官們留下的各種文字記載，力圖建構他們在庚子國變期間的生活世界與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