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梭倫改革後的爭鬥
梭倫的本意，是通過提升平民在國家中的重要性，保證他們的基本權利，同時確保貴族的利益不受損害。在當時雙方矛盾比較尖銳的情況下，這個做法對於雅典未來的發展非常關鍵，因為在古代城邦缺乏強有力強製機構的前提下，城邦穩定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平民和貴族雙方能否和諧共處。過分侵犯任何一方的利益，都將招致另一方的反撲，導致政治不穩定。
但是，梭倫此舉恰恰讓雙方都不滿意。據亞裏士多德，梭倫離開雅典後的第五年即公元前589/588年，雅典就爆發了黨爭，且非常激烈，以致無法選出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為執政官。公元前586/585年，同樣的情況再度發生；公元前582/581年，一位名叫達馬西亞斯的人當選為執政官，但到期之後他拒絕下台，一直在那個位置上待了2年又2個月。達馬西亞斯被趕下台後，雅典人再度打破慣例，選舉了10名執政官。據說他們按照等級產生，5人出自貴族、3人出自農民、2人出自手工業者。然而這個說法明顯不可信。因為最早記載公元前6世紀前期雅典政治鬥爭的希羅多德根本沒有提到雅典人當時分成有顯著差別的3個職業性集團，而是強調地域區分，即平原派、海岸派和山地派。三派的領袖都是貴族，主要成分都是土地所有者，所不同者，可能是平原派相對富有，而山地派相對貧窮，都與職業劃分無關。何況當時雅典手工業發展水平有限，專業手工業者人數並不多，僅有百餘人，且大多是外僑，沒有資格參與雅典政治，也就沒有任何可能當選為執政官。可以肯定的是，當時雅典不同派別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內部鬥爭。而鬥爭中產生的派別，可能確實與對梭倫改革的態度有關。根據亞裏士多德的說法，平原派富人較多，主張建立寡頭政治；海岸派希望建立溫和政體，而山地派因為包含債權被剝奪者和血統不純者，可能正是梭倫所譴責的那些抱著搶奪他人財富期望的窮人。[30]他們的目標，或許是實現當初不曾實現的目標：奪取貴族的財富，重新分配土地。不過他們的領袖庇西特拉圖的計劃，顯然和支持者的想法有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