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想象，日本人的“嚐”祭從很早以前就已存在，然而它是否一定與其他種植水稻的民族一樣，是伴隨著“稻之產屋”的信仰發展而來的呢？若要確認這一點，僅憑手邊的文獻資料還遠遠不夠。這是因為，第一，文字記載的分布偏於上流階級，且集中於中古時期。第二，“嚐”這一來自鄰國的文字隻在以留下記錄為目的的特殊場合才會被使用。第三，皇家的“嚐”祭在漫長的歲月裏，或有意識地或自然而然地被大幅度地改動過。如果這一千幾百年的變遷沒有留下些許不可忽視的特征的話，那麽這一研究就將毫無歸宿，因而多麽空洞的論點都能使它成立。然而幸運的是，每個時代都留下了非常忠實的記錄。另一方麵，即使沒有得到文字恩惠的大多數普通人之間，也留下了一些可與之對比和參照的前代生活的痕跡。因此，過去並沒有被完全埋沒，隻是我們需要更多的忍耐與艱辛。
我們必須對古代史的文獻進行反複閱讀和推敲。例如，皇極元年十一月丁卯（十五日）一條中，有“天皇禦新嚐（……niwanaiwokikosimesu）”句，又有“是日皇太子大臣各自新嚐（……niwanaisiki）”一句。這是使用了霜月下卯之日的最古的例子，這一年同時也是天皇即位的第一年，因此，很多人認為這就是後世所謂的“踐祚大嚐祭”[16]。然而如果這是《延喜式》第七卷所列舉的大規模儀式的話，那麽在同一天，大臣們紛紛前往各自家族中舉行祭祀活動的情況就不可能發生。而更加重要的問題是，這一天的祭祀儀式是否如其名稱一樣，將民眾與“大禦門”[17]一視同仁呢？至少實施律令製以後的官方的“新嚐”中，存在一些普通民眾無法模仿的特征。其中最明顯的差別在於皇室成員並不會親自進行水稻種植。就算進貢的公田非常充足，播種和收割的也並非皇家之人。尤其是“大新嚐”的公田被占卜為“悠紀”“主基”[18]，收割的糧食則用作祭祀中心部分的“禦飯”的食材。這一規定從何時開始實施則是政治史領域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有記錄表明，在“億計”“弘計”兩個王子潛邸[19]之時，隸屬於伊予久米部的一位官員，就為了收集“大嚐”的貢物而來到播磨東邊的村莊。這終究是在一般地域割據一方的大小農場主所不能企及的。因此，上述觀點存在明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