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純從字義上也能夠推測出，“祈年祭”成為國家官方祭祀要比“新嚐祭”更早。以一個許願作為開始，並以一個道謝作為結束，這種與神靈交涉的方式不僅不符合自古以來就深深紮根於人們信仰的、所謂的固有宗教的教理，甚至與我們現在所體驗的大多數無名的氏神神社的共通性也不一致。尤其是其中一部分祭祀中的“稻實的聖別”，從來年的生產上來看，是最重要的發端和開始，天皇即位後的第一次“新嚐”要特別隆重地舉辦這一最初的旨意恐怕也是來源於此。就算我們知道“toshi”是表示劃分水稻種植周期之意的詞語，然而有關“正朔”[40]的統一是追隨外國的先例，並且引入的曆法是種植水稻時唯一的參考，因此，在中央，“年”的周期與農業毫無關係，人們隻是認為“niiname”與前一年的“善後工作”一樣。然而，“新嚐”原本就是重要生活的起始，二月舉辦的“年乞”是排在第二位的。
我們之所以可以這樣想象，其根據在於當曆法終於在全國普及，偏遠的農村也開始出現能夠讀懂曆法的人之後，過去人們認為屬於農家“新嚐”的幾個儀式，卻轉化為構成他們正月習俗的不可或缺的環節。我們所說的“民間曆法”被中央新製定的正月曆法所支配，進而妥協、服從，最後消退。這無疑並不是很早以前就出現的變化，但如果確實如此，那麽那些古來的習俗在經曆漫長歲月之後還能夠持續下來則十分值得我們感慨。將當年的新秸稈仔細地編織成“俵”，並將次年秧田的“種籾”放入其中，在跨年之時將之置於床前、神棚之下或者“大黑柱”[41]的根部，或者是堆積在“臼柱”其中一側的“臼”上，並擺放綠鬆，迎接“年神”的到訪，這是其中一種方式。此外，按照比所需多上幾倍的分量準備“俵”的“種籾”，剩下的全部作為第一次插秧之日的祭祀的貢品和勞動者們的“晴之食物”，事先準備並充實“年神”的祭壇，這使從事祭祀的人們感到愉悅。這些方式都不能說是在采用正月新製度之時的新的構思。這些“齋稻”的“相嚐”之日要晚很多，因此這些“齋稻”也很難被稱為“初穗”，然而卻在收割之時被特意拿出，並與常用的東西分開存放。《延喜式》中的“稻實齋屋”也是一樣，在管理上被給予特別的關注，在語言上也包含著現在已經毫無蹤跡的信仰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