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中心點似乎應該是這一不依存佛教的彌勒信仰是如何在我國誕生且發展的，然而即使得出結論非常艱難，我們也不能將之當作我國“愚民”犯下的一種謬誤就置之不理，另一方麵我們還能得到一些微弱的線索，接近這個問題真相的方法也並非完全不存在。我原本就是抱有不將問題永久擱置、也不急於求成的修養之心的人，如今時日不多，而且近年來的學風過於專注於研究教理的本源，大多傾向於列舉國內一千幾百年的變遷，並悉數將其描述為凋敝零落的姿態。至少如果我們不預先宣告還存在有其他思考問題的角度，如今僅存的民間傳承也會或消失或被掩埋，而它們也再無機會與我們更加優秀的洞察力發生碰撞。總之，我乃為了某種願望而嚐試寫下這一尚不成熟的小文。
日本在應仁之亂以後，社會徹底陷入了極度的窮困與動亂，此時，彌勒信仰仿佛突然覺醒，如今，我們也發現了“彌勒二年”這一非官方年號當時在東國各地廣泛使用的證據。無論是富士山北麓的《甲斐妙法寺記》，還是下總香取神宮的《錄司代家文書》，以及其他零散的幾個例子，都用“彌勒二年”來標注其成書日期。若與前一年都城修改年號的命令傳達到邊疆的狀況相對照，這裏的“二年”卻作為某種具有真實性的事物被人們接受。也就是說，至少人們曾一度相信這個年號是新製定的，因此使用的人也很多。這裏的“彌勒二年丁卯”，毫無疑問相當於後柏原天皇的永正四年，也就是西曆的1507年。單純從兩個年號的天幹地支一致，就可以從記錄上推測出上述事實，再加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不可能弄錯十天幹十二地支的循環。然而這一偽造的年號究竟是如何廣泛地受到人們的遵奉的呢？這一點僅用處於亂世的不便交通是無法說明的。傳言的根源裏有相當強大的力量，也可以想象確實存在將這一信息傳達到遠方的某個信息組織，另一方麵，也是因為民間確實存在包括識字階級都將之視為理所當然之事的某種常識或是信仰的本色。更改年號有時也是為了紀念國家的祥瑞，然而那已是很早以前的事，後世的人們以“革令革命”[6]的理論為基礎，除了在固定的年份更改年號之外，還規定在某個未曾預料的巨大變革發生的次年也要更改年號。雖然朝廷勢力衰微，連更改年號的計劃都難以製訂的時代長期持續，但大眾依然翹首企盼，在饑饉瘟疫肆虐的水深火熱之中，焦急地等待著這一與咒術並無二致的善政。如今仍然保留的“改世（yonaoshi）”一詞，或許就產生於這個年代。在江戶的田沼政權倒台之時，人們曾經將刺客佐野某稱為“改世大明神”，紛紛前去參拜其墓地。“世之中”雖然一般情況下隻是在地震之時祈禱的咒語，然而它原本是指農作物收成的豐欠。也就是說，這一複興“世之中”的力量隱藏在外部，人們的信心可以將其招致而來，這也是生活在痛苦深淵的人們唯一的期待了。“彌勒”這一年號，對於京都的知識分子來說尤其感到意外，同時還有些許滑稽之意，然而，正是因為有了這一年號，我們才能夠逐步摸索這種他力信仰的時代色彩，以及其“中心”或者“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