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橋川正[8]君在日本佛教文化史的研究中，曾提出常陸鹿島的彌勒之船的“踴歌”與“彌勒二年”這一年號之間是相互關聯的，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見解。雖然可以想見它必定經曆了後世的改寫，然而如今流傳的歌謠中的詞句，其表達方式十分樸素，使人能夠感覺到室町時代的氣氛。此外還有一個傳說，在寬永時期，諸國疫病肆虐，人們在祈禱神靈渡過鹿島的“神輿”前來為他們消災解難之時就會跳這個舞蹈，而這就是該舞蹈的起源。我們至少從中可以判斷，這一舞蹈並非近年才開始流行的。雖然還沒有證據表明這一非官方年號最早出現在鹿島，然而常陸一國的文獻中也有兩三實例證明鹿島是該年號使用圈的最東端。此外，在這裏也有能與伊勢、春日相提並論的強大的信仰中心，因此這種想象也並非毫無根據。
我們現在想要收集資料並弄清來由的問題之一，是一種被稱為“鹿島事觸”的下級“神人”的各地巡遊。最近的記錄中出現的皆為類似於“願人坊主”[9]的“門付”[10]乞丐之流，即便如此，他們吟唱的歌詞中也有些許值得比較的特征。他們分散於鹿島的神威完全無法觸及的遙遠地方，為了生計而胡亂宣傳，卻還有少數人受到本社的公認，甚至進行了“ofudakubari”，兩者的分界線未必那麽明顯。根據《常陸國誌》的記載，鹿島的“事觸”儀式很早就已出現，在寬文十年（1670），寺社奉行根據大宮司則教的諫言，將他們的業務範圍限定於祈禱與“fudakubari”，且需要經過本社的允許，並將“事觸”一名改為“禦師”。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如此，由於原本的名字依然持續了很長時間，所以他們並未嚴格遵守這一規定。伊勢的“禦師”從最初開始，所謂的“fudakubari”就隻是表麵上的任務，而祈禱也隻是起到傳達的作用，與之相反，鹿島的“禦師”則如“事觸”一名所表示的那樣，除了上述兩種人之外，另有“路頭托宣”[11]得到允許，他們用神靈的口氣對各處民眾傳達來年的吉凶禍福。他們的數量不斷增加，活動範圍也越來越廣，隨著與本社的關係日漸疏遠，其惡劣影響當然會越來越大，然而官權並未對其形成製約。實際上如果說是因為處於偏僻的土地而並無行使什麽邪惡企圖的**，不如說長期以來，他們都一直在傳達某種適度的安慰與激勵。現有的一眼看上去完全不知所雲的各種民間傳說中，也有這種由於發生了異常的改變而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彌勒二年”這一獨一無二的非官方年號或許就是其中之一吧。然而，這與寬永年間“鹿島舞”的流行有百年以上的差距，寬文十年的“事觸”被禁止，也是在那之後五十年的事。可以想象，在這期間曾有過數次起起伏伏，然而無論如何，這一“彌勒出世”的信仰與“改世”思想結合並永久持續。此外，它也一直被保存到了那些富於特色的祭祀形態徹底改變了的昭和戰後時期，也就是現在。即使我們確定無法再推測其背後尚有更加古老的時代，這一現象仍有討論的價值。更何況筆者決不放棄這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