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克認為，對新儒家來說，“文”對“道”的最大威脅是它脫離了其產生的根源，並且自己創造了一個獨立的王國。西方理論家認為，“文學”所創造的美可能會成為道德完美的反麵，或者造成不良的情感波動；新儒學則認為，“文”所帶來的危險是某種特定的“行”（doing）或“作”（making），會使人偏離道德忠誠，使“道”遠離人的內心。後者強調道德目的與情感的一致性，因此理想的表達即自然、簡練和統一。
布萊克指出，劉彝將“文”“體”和“用”都視為儒家之“道”。但當時科舉隻重作文能力與文學體裁，置“體”“用”於不顧，因此程頤提出“文以害道”。朱熹也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81]布萊克說，這段話的主要意思是，如果個人已經得到“聖人之道”，就會自發地將“道”傳播給社會，而“寫作”是最重要的傳道方式。因此，文源於道。“得道之人以‘文’傳‘道’的衝動應在心理和道德兩種混合的意義上去理解，因為它既與自發的願望有關，又與道德意識有關。因此，從心理角度看，‘文’源於道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個人對‘道’的理解和‘傳道’的欲望。”[82]
宋代的古文運動將文學看作傳道的必要手段。程朱學派攻擊古文作者過於癡迷“文”，但他們自己的立場也深陷困境。例如，周敦頤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通書·文辭第二十八》）布萊克認為，由此可見，矛盾的種子在周敦頤的觀點中就已經埋下了，即便文用以傳道，它也具有其他兩種性質，第一是文本自身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為它能使“道”為人所愛；第二是文需要特殊技巧，並不是事物本身就能表達出來。布萊克指出，這兩點都說明“文”並非“道”的自然衍生物。[83]